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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

由 新京報 發表于 舞蹈2023-02-04
簡介也正因此,我們便能更加清晰地理解為什麼這個原本與個體生活與存在狀態的“鬆弛感”會伴隨著一段家庭故事出現,並且會造成如此大的網路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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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某知名社交媒體平臺搜尋“鬆弛感”,立即彈出的熱門討論。鬆弛感,是今年在各大社交媒體平臺非常火爆的一個流行詞。關於“鬆弛感”最初的來源,在資訊駁雜的網際網路幾乎已不可考。但仔細梳理這些與鬆弛感有關的詞彙,我們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特點。

比如,與此前的同類流行詞相比,它顯得更加柔和,充滿一種自我期許。同時,關於鬆弛感的描述與想象,往往更多與女性聯絡在一起。此外,如同其他的網路流行詞一樣,隨著鬆弛感的流行,也逐漸出現了對它的反思甚至討伐。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從鬆弛感看似無厘頭的起源開始,討論這一流行詞彙與我們的家庭關係之間的互動;同時,也試圖剖析為何鬆弛感的論述常常是性別化的;最後,作者也提醒道,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它也讓我們看到個體與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如此,我們才能避免鬆弛感的內在矛盾性——表面是姿態好看的鬆弛形象,內部則在緊繃中自我攻擊。

鬆弛感,

一個看似無厘頭的起源

微博上一位寫手寫的一段關於自己乘坐飛機時遇到的一家人出門旅遊故事中所展現出的“鬆弛的家庭關係”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眾多網友的共鳴,並且在其微博評論區紛紛留下自己所經歷或遭遇的“非鬆弛”家庭關係與親子相處故事。

因此,當下開始流行的“鬆弛感”引起討論的起點便是最能引起人們議論和關注的家庭關係,而它所指代的也正是一種相互關愛、平和與尊重的家庭交往模式,而非傳統中我們時常在日常生活或影視作品中看到的“典型式傳統家庭關係”——充滿尊卑等級以及由此而來的控制與壓榨。也正因此,才會出現早前對原生家庭的熱議,而引起“鬆弛感”討論的這一家庭旅遊故事本身所對比的也依舊是那種令人充滿緊繃的原生家庭問題。

也正因為這個看似有些無厘頭的起源,讓我們再次意識到對於個體的生活、存在與人生而言,其與家庭密切且深遠的聯絡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並且無論是對原生家庭的討伐還是思考,都再次顯露出它依舊延續著近代以來在進行自我反思時對家庭的念茲在茲。眾所周知,在我們的現代化建構中,對家庭的討論不乏批判,甚至佔據著核心地位,知識精英是透過對過去的“封建大家庭”的攻擊來為新的自我獨立、存在、血緣和人際關係建造基礎的。因此,近代中國對傳統家庭的理解在巴金的《家》以及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它不是溫情、愛和彼此平等的血緣組織,而更像是一個事業群體,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主旨。

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

《家》,作者:巴金,版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8年4月。

這樣充滿壓迫的“封建大家庭”在其後的歷史書寫與想象中成為主流,雖然在之後它也遭到史學研究的反駁與批評,但其根深蒂固的印象卻蔓延至今。即使我們如今所在的家庭早已非“大家庭”而是現代知識精英們極力推崇的西式“核心家庭”結構,但那些相似的傷害、冷漠和壓迫卻似乎依舊。即使變換了模樣,但依舊緊緊地困擾著生活於其中的年輕人,從而導致他們往往會出現難以癒合的原生家庭心理創傷。因此,當他們進入社會、進入另一個群體而遭遇到新的問題與麻煩時,一種幾乎是集體無意識的對原生家庭的反思成為希冀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思路依舊未突破近代知識精英們對自我遭遇反思的正規化。

也正因此,我們便能更加清晰地理解為什麼這個原本與個體生活與存在狀態的“鬆弛感”會伴隨著一段家庭故事出現,並且會造成如此大的網路共鳴。而這也不得不讓我們再次反思這類“個體-家庭”的問題處理與思考模式。個體處境、遭遇的危機與挫折是否真的或只是由於原生家庭造成?那些緊繃感只是起源於緊繃的家庭關係嗎?當我們為自己的遭遇而尋找來龍去脈時,家庭作為理所當然的罪魁禍首是否真的如此不可饒恕?

在關於“鬆弛感”的家庭故事中,我們能看到其中隱藏的典型邏輯,即一個緊繃的家庭造就緊繃的子女,而恰恰是這一被烙印的痕跡造成了這些子女未來生活裡的諸多困境。就如所有邏輯敘述中總能找到特例一樣,我們無法稱它是虛假的,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思考人們為什麼習慣使用這樣的邏輯敘述?除了一種傳統的“集體無意識”,這裡或許還存在著更加複雜的原因,即我們發現指責家庭是最便利的,比起對於更加複雜的社會和經濟文化的分析,家庭對於個體的生活更加貼近以及更加熟悉,是一個可以被個體理解、消化和接受的原因產生地。

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

電視劇《風平浪靜的閒暇》劇照。

對鬆弛感的論述與想象

往往都是性別化的

在關於緊繃與鬆弛感的敘述中,我們也不能忽視個體自身在面對這一處境時所產生的複雜心理和狀態。無論緊繃還是鬆弛都是一種在比較中才會存在的狀態,不同的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事以及遭遇不同的人生處境,必然會產生不同的情緒或存在狀態。鬆弛與緊繃不是某種本質性的狀態,而是一種流動變化的在世處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當“鬆弛感”這一概念開始流行後,其逐漸擴大化的使用所造成的便是某種僵化的形式,它被理解為一種固定的姿態、形式和情緒表達。由此甚至出現了各種為博流量而製作的諸如女性如何穿著、如何打扮和遇事如何以一種姿態面對的教學影片。這類內容與其說是教人學會鬆弛,不如說是在製造更多的緊繃。這裡就存在著鬆弛和緊繃的弔詭關係,看似鬆弛的狀態實則是緊繃的虛假面目。

恰恰在這裡,我們會發現當下流行的“鬆弛感”論述和想象中另一個隱匿的面向,無論是在微博上的留言還是對其的討論中,女性往往佔據主流。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鬆弛感與女性處境的密切聯絡。而這一點也再次顯示出無論在家庭還是社會、工作場域中,作為傳統中被規訓和壓迫的性別,女性的處境、狀態甚至性別氣質都往往與緊繃、小心翼翼相關,如溫順服從、敏感內斂等。以及在一種性別制度中,對於女性聲音、意見和討論的忽視與壓制,她們往往被塑造或要求成為傾聽和讚美的角色,而非提意見與分享自己見解的形象。

就如麗貝卡·索爾尼特在其《愛說教的男人》中所指出的,誇誇其談是自古以來男性的美德,而附耳傾聽或是作為男性老師們的學生與信徒則成為女性被塑造的形象(魯迅《傷逝》中涓生與子君的關係)。而也恰恰是在這樣的性別形象和關係中,女性往往很難保持一種鬆弛狀態,無論在家庭關係還是社會空間中,甚至在親密關係內,如楊笠脫口秀犀利諷刺的,男性總是更加鬆弛而樂於說教。

所以對“鬆弛感”的論述與想象往往都是性別化的。

這一點也能從後續的諸多自媒體制作的各種“如何保持鬆弛狀態”等影片內容中發現,它們更多關注的是女性群體。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對“鬆弛感”的讚美就會忽視男性群體,尤其對於置身於家庭、社會和性別角色之間的男性而言,他們因為各種責任與義務而同樣被要求保持某種緊繃的狀態,並且這一點也緊密地聯絡著性別制度,面對女性時男性所擁有的“鬆弛感”恰恰是他們以遵從或是承諾完成相應的男性任務和性別角色而獲得的特權或說是獎勵,而要實現後者也就必然保持著時刻的緊繃感。在R。W。康奈爾的《男性氣質》中,男性群體同樣為自身所建構的性別等級制度所約束與壓迫,為了符合主流男性氣質,承擔起養家餬口、賺錢與取得一定的社會地位成為他們不得不追求的目標(見《男性妥協:中國的城鄉遷移、家庭和性別》)。

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

《男性妥協》,作者: 蔡玉萍 / 彭銦旎,譯者: 羅鳴 / 彭銦旎,版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年7月。

為了應對這些存在於不同關係以及不同層面中的各種緊繃狀態與要求,一種提倡“鬆弛”的存在姿態和生活模式才會獲得關注並且引起人們的共鳴。在這其中,存在著某種傳統文人的美學化在世風格:透過調整身體、心靈和精神的狀態,來使其進入一種天然、怡然自得的狀態;尤其是它其中包含著一種“以淡然應對紛爭和壓力”的精神使其形成某種“無為而治”的生活美學……

但這更多可能是我們對“鬆弛感”的某種理想甚至是意淫,對於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如此共鳴的“鬆弛感”而言,它或許就只是簡單地在面對家庭關係、工作或社會問題時自己對於自我的管理與調整,並且尤其強調在做出這些改變時的外部姿態。

重思鬆弛感的兩面性

在此,我們其實能夠看到這一“鬆弛感”的矛盾之處。它是個體在面對諸多自我無法控制、改變與承受的問題時透過自我調整而得以保留住自身情緒聚合的行為。而“姿態好看”則是個體在面對此一情景時渴望保留的自我尊嚴或是對自己這一行為中懦弱和無能為力的掩飾與辯解。而這種自傷的行為也恰恰符合韓炳哲在其《暴力拓撲學》中所描述的“績效社會”主體的典型特徵,透過對自我施虐來讓自己能夠更加完好地適應外部的環境與困擾、壓迫與傷害。而覆蓋在這一績效主體表面上的鬆弛感也再次導致主體的自我撕裂——表面是姿態好看的鬆弛形象,內部則在緊繃中自我攻擊。

這是當“鬆弛感”成為某種命令或某種本質的存在狀態後必然會出現的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人們在這一新生概念背後所隱藏的渴望或努力。就如許多人藉助詹姆斯·C·斯科特的思考模式,討論“慢生活”、“躺平”這些流行詞彙背後的個體與社會情緒時所指出的,在這些極具消極性且呈現出後退甚至懷舊色彩的流行文化中,滲透著年輕群體遭遇的普遍危機以及他們所建構的抵抗行為。

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

《風平浪靜的閒暇》劇照。

“鬆弛感”在某種程度上也分享著相似的情緒,即面對日益緊繃的家庭、社會、工作以及強調奮鬥的話語,年輕群體對其的抵抗、妥協與自嘲。只是我們不知道,在這些充滿戲謔、無奈和自嘲的“躺平”背後是否對他們日常的生活產生影響,按照斯科特的觀點,這些抵抗必然會產生相應的效應,只是我們需要以一種更精密且合適的框架去理解它。

但即使如此,我們也不得不警惕“鬆弛感”必然會遭遇的左右夾擊,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各種自媒體裹挾著商業、流量和另類規訓機制的挑戰外,“鬆弛感”對於個體自身而言同樣意味著不同的狀況。它一方面或許可以成為某種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在性格、情緒以及生活中學習放鬆的狀態,但這也往往意味著對於生活、存在與理念的改變;另一方面,它也涉及更加複雜的“心理時間”,這是一種內化了現代資本主義觀念的時間,一種以生產和消費為導向而建構起的“快”時間。

大衛·格雷伯在其《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便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時間的建構與其生產方式具有密切聯絡,“在沒有時鐘的地方,人們用行為來測量時間,而不是用時間來測量行為”,一種新的時間觀念使得我們不僅被裹挾進技術革命,同時還遭遇著道德變革。浪費時間成為不道德的行為,無論在工作中還是日常生活中,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而產生的緊繃感導致我們的行為和存在的意義都被現代時間測量。在諸如“浪費時間”、“浪費你自己的生命”等戒律背後隱藏的就是一種制式化的生命價值衡量系統,因此“慢生活”和“鬆弛感”才會引人共鳴,因為生命和個體存在的時間並非如此技術化與規整,它本身就是——如德勒茲所強調的——生命和生活狀態的外在顯現,而非被困於其中的奴隸。

就如“慢生活”一樣,鬆弛感讓個體一方面能夠保持一種輕鬆怡然的內在狀態,以應對紛雜且充滿緊繃的諸多事物,與此同時恰恰是這種狀態改變著他們在遭遇問題時自身的處境。而正是這樣一種關係,讓我們能夠意識到在這一看似無關痛癢的個體情緒背後隱藏的複雜社會、文化因素。而區別於此前的一些流行詞彙,鬆弛感帶著某種妥協,並不具有的鮮明抵抗和破罐子破摔情緒,它更加希望保持一種中和的狀態,在自我與家庭、社會以及工作之間保持住個體最基本的尊嚴。即使這樣的尊嚴有著強烈的掩耳盜鈴性質,但也已經能夠為在四顧茫然的年輕群體中提供稍許的心靈和存在的安慰。

鬆弛感,不僅僅是個體自我療愈的方式

《風平浪靜的閒暇》劇照。

對於一種怡然、輕鬆的存在狀態以及一種美好生活的嚮往是每個個體的天生權利,而為了滿足這一點也就需要更為複雜且廣闊的社會、文化與經濟進行深度的支援。這不是個體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警惕對於社會問題——諸如不公、不平等——的個人化歸咎,認為是個體自身的原因造成了自我的困境。

但這並不是否定個體自身在遭遇危機時做出的反應,無論是消極還是積極的,悲觀還是樂觀的,我們都應該站在個體鮮活的生活經驗和感知上,去探討把他們編織進去的整張網路系統在其中或隱或現的作用。

撰文/重木

編輯/走走 青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