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外國語》2021年第2期

轉自：

外國語

、應用語言學研習

摘 要

近年來，中國翻譯研究呈現出以中譯外為代表的中國特色翻譯研究和以語料庫翻譯學為代表的接軌國際的翻譯研究等取向。文章分別闡析這兩類代表性研究取向，認為中國特色翻譯研究需在大量案例的基礎上進行理論深化，逐漸接軌國際，而接軌國際的翻譯研究需解決本土問題，體現中國特色。

關鍵詞

翻譯研究；取向；中國特色；接軌國際

0

1

緒 言

翻譯是什麼？這不是很難明白的事情。普通人有自己的認識，學界有學者的界定。我的定義是：翻譯是譯者將一種語言文字所蘊含的意思換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述出來的文化活動。這個定義較之於先前的定義多了兩個要點，一是凸顯譯者作用，二是明確文化屬性。

上述翻譯定義含有語言、轉換、譯者、文化等關鍵要素。同時，翻譯是跨語言跨時空的文化交流活動，有著數千年的歷史。但翻譯研究探討什麼問題？有些是千年以上的老問題，有些是現當代社會和全球化、資訊化時代要闡釋的新問題。

翻譯研究，如同“新中國翻譯學科發展歷程”一文中所說，“中外歷史上關於翻譯的認識和觀點，在現代以前基本處於議多論少的前理論階段”（王克非 2019）；而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翻譯學研究，在國際上，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以奈達（Eugene Nida，美國）、卡特福德（J。 C。 Catford，英國）、威爾斯（Wolfram Wilss，德國）、巴爾胡達羅夫（С。Бархударов，蘇聯）、紐馬克（Peter Newmark，英國）等為代表；在中國，基本上是改革開放之後在學習、借鑑國際上的翻譯理論和方法後才開展起來。無論國際國內，翻譯學研究都在持續發展之中，所觸及的範圍日益廣泛，所討論的問題逐漸深入。如何把握現代翻譯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是本文之關注所在。

0

2

翻譯研究的層面

一般而言，人們都是從翻譯實踐開始，涉入翻譯研究問題。因此翻譯研究呈現兩大層面，一是實踐層面，涉及翻譯實務的所有問題；二是理論層面，探討翻譯的現象和本質，包括翻譯史實的發掘和闡釋。荷蘭學者霍姆斯（James Holmes）將翻譯研究分為純翻譯學和應用翻譯學，只是他進一步將純翻譯學切分出理論性翻譯研究和描寫性翻譯研究（後者包括翻譯產品、翻譯功能和翻譯過程三方面），並以其提出的描寫翻譯研究而著名（Holmes 1972/1988）。多數學者認為，理論研究不是隻為實踐問題作注。翻譯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是兩個層面的問題，有關聯，也有區分。

從這一點看，中外對翻譯的認知是接軌的，即都認識到翻譯具有兩個層面，因而對其研究也主要從以下兩大層面展開：

1）理論翻譯研究層面，含翻譯理論，翻譯思想，認知心理的研究，以及翻譯（文化）史的研究，包括既往的翻譯活動或事件，翻譯帶來的社會影響，等。

2）應用翻譯研究層面，涵蓋內容更廣泛，如：

翻譯實踐，如文學翻譯實踐，包括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專業翻譯實踐，範圍更大，包括文理各科各專業的翻譯及其教學；

翻譯技能，包括各種具體翻譯轉換處理，以及對直譯、意譯的討論；

翻譯文字比較及翻譯批評，含多譯本比較，中外譯本比較；

翻譯教學及評測，含翻譯的教法、教材、測試、評估等；

翻譯認知過程，包括以各種途徑和儀器進行口譯和筆譯過程的觀測分析；

翻譯技術，如機輔翻譯、自動翻譯等；

語料庫翻譯研究，包括基於網路、大資料等的語言比較和翻譯研究。

由上述可以看出，前一個層面處理的主要是翻譯的理論性、學科性問題，注重對翻譯現象的理解與闡釋；後一個層面處理的主要是翻譯的技藝性、實踐性問題，注重解決實際翻譯問題的技巧與方法。

不過，也不是都能這樣絕對地劃分清楚。如描寫翻譯研究，試圖從描寫入手，涵蓋實踐和理論兩大層面，其翻譯產品描寫研究即譯作研究，是指向實踐層面的，而翻譯功能和翻譯過程的描寫研究，是指向理論或抽象層面的。

近二十多年興起的語料庫翻譯研究是另一種描寫路徑，它所探討的翻譯產品問題是在大量語料庫基礎上識別的，不是單一產品的，是尋求普遍特徵的；它對翻譯功能和過程的探討不是直接的描寫，而是在語料庫考察資料基礎上的分析和思考。

近十多年興起的利用ERP、EEG等腦電儀器，利用鍵盤記錄和眼動儀，甚至fMRI等更先進的核磁共振成像來觀測譯員工作時大腦“黑匣子”的運作，則主要是對翻譯過程的描述和探測。

由此可見，現代翻譯研究不限於傳統的兩大層面，而如同上述描寫翻譯研究、語料庫研究、翻譯過程研究，都是嘗試以新的理念和技術，進行跨層面的或結合二者的探討。

翻譯所特有的跨語言文化作用和翻譯的神秘感，推動了翻譯研究的持續進行和不斷拓展。據Rovira-Esteva等（2015）的統計，近30年來國際上共創辦110餘種翻譯研究類期刊，累計出版或發表6萬多部（篇）翻譯學專著、學位論文和期刊論文。這個數字顯然基本沒有包括中文以及許多比中文更不流通的非英文的翻譯研究文獻。同期中文的翻譯研究文獻，保守估計也在3萬篇/部左右，幾乎是英文為代表的國際文獻的一半，而且近30年裡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這顯示了翻譯研究的量能和熱度。

另一方面，翻譯研究的觸角甚廣，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關注重點或趨勢。胡顯耀（2020）用CiteSpace知識圖譜軟體對國際翻譯研究文獻做關注點分析，發現按聚類規模排列，熱點問題主要是：文學翻譯、譯者培訓、法律翻譯、意識形態、多語現象、口譯及視聽翻譯。我們反觀國內研究，像文學翻譯、譯者培訓、口譯、法律翻譯等，也是被探討較多的問題，只有意識形態、多語現象，以及社群翻譯、翻譯與全球化等問題，國內研究觸及不多。此外，翻譯與生俱來的跨學科性也由於新技術、新方法的加持而更加彰顯，交叉研究初露燎原之勢。

這就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新世紀20年裡翻譯研究的基本層面和發展樣貌。

0

3

翻譯研究的基本取向

近十多年來，國際國內的翻譯研究在持續發展。哪些是翻譯研究的主要取向呢？我們觀察，就國內的研究而言，比較引人注目的增長點是中譯外研究和語料庫翻譯研究。這兩大增長點代表的是翻譯研究的兩大取向，即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和接軌國際的翻譯研究。

中譯外研究的擴大，對應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一帶一路倡議、擴大中外人文交流、大國外交話語等命題。這些代表著或凸顯著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

語料庫研究的擴大，對應的是：各種型別語料庫的研製，包括通用的和專用的、平行的和類比的、口譯的甚至多模態的，以及多語言的雙語語料庫。在此基礎上，開展基於語料庫的語言對比、翻譯特徵、語言變化、譯者風格、翻譯教學等課題。

此外，還有口筆譯教學與評測，翻譯能力，利用眼動儀、ERP、EEG等儀器開展翻譯認知過程研究，等等。這些都是與國際接軌的翻譯研究。

下面對這兩個取向分別細加討論。

3。 1

中譯外研究

中譯外，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是將母語譯到外語，即所謂“逆向”翻譯，這不是翻譯的預設方向。因而一般來說，也不是翻譯研究的主要方面。翻譯的“入超”即引介是永恆的，是由其本質屬性所決定的，關於翻譯的種種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也絕大部分針對正向的外語譯入母語的問題。

一般而言，翻譯是“拿來主義”的，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古埃及國王請來七十二學士到亞歷山大城譯經，從希伯來文譯入希臘文，儲存和傳播了古希臘文化。中世紀的西班牙小城托萊多聚集了一批文人學者，將譯成阿拉伯文的希臘文獻又譯成拉丁文，使歐洲各國受益，催生了後來的文藝復興。我國隋唐時代的大規模佛經翻譯活動給漢語言文化帶來了全新的色彩。古代日本歷來重視譯介、傳播中國文化，江戶時代藩書調所組織翻譯了大批漢語典籍。中國近一百多年的歷史更是表明，翻譯引入對本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至關重要。魯迅曾做過大量的翻譯，從各種語言擇取他認為有意義的作品譯入中文。《魯迅全集》20卷，一半是他的著述，一半是他做的翻譯，但他從未做過中譯外。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諸多大家，大部分都做過翻譯，著、譯並舉，基本上也都是外譯中，極少中譯外。在國際上，歷來以外語譯入母語為主，反方向甚少。尤其比較通行的語言或發達國家的語言大多不做譯出，其文學文化作品由願意輸入的國家自主去做翻譯引進。例如英國著名的中國文學譯家閔福德，他做中譯英一類的外語譯入母語的翻譯工作，但從來不做英譯中。閔福德坦言：“我一定不會嘗試搞英譯中，永遠不會。我也不認識任何做這般嘗試的英語人，因為如果我要達致好的英文寫作水平已是這般困難，你可以想象要達致好的中文寫作水平該多麼困難。”（參看李雅言2007）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從事中譯外實踐及研究的人們思考。

當然，母語譯到外語也是翻譯交流之必需。對於比較弱小、在世界文化版圖中相對“邊緣”的國家，主動對外譯介也是常態，是這些國家的政治、文化、文學進入世界各國視野的一條重要途徑。例如挪威的海外文學推廣基金會（NORLA）就資助譯者和出版機構，將數以千計的挪威各類書籍譯為數十國語言，擴大了世界對挪威的瞭解；不過這裡面許多譯介也是由懂挪威語的物件國譯者所為，即挪威機構鼓勵譯出，而實際翻譯可能仍是譯入。

另一方面，即使相當於國際通用語的英語，也有出於某些需要而被譯出到他國語言，如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透過其富蘭克林圖書專案，對外翻譯出版大量圖書，試圖透過輸出自己的歷史文化、政治體制和價值觀念，影響他國民眾思想（參看吳贇2020）。

從母語譯到外語，從世界範圍內看，規模沒有超越中譯外的。這是中國翻譯活動和理論探討的一大特色。中國近百年來持續將中國文學文化作品和政治文字譯出到英語為主的各國語言裡。1950-1960年代是中譯外第一個興盛時期。改革開放多年後興起的第二個中譯外高潮，一直延續下來，並出現中國人譯出、外國人譯入並舉的局面。這是實踐層面。對這樣的中譯外實踐活動（包括譯出、譯入兩個路徑）進行全面的、大量的研究，卻是前所未有的，幾乎佔據中國翻譯研究的半邊天。這就形成了蔚為壯觀的中譯外一類的中國特色翻譯研究。稱之為中國特色，是因為在國際上極少看到這類研究文獻，基本上一邊倒由國人在國內學術界開展，走入國際學界的尚不多見。

3. 2

語料庫翻譯研究

在中譯外逐漸升溫的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早期，雙語語料庫的研製和相應研究在英國出現，給比較沉悶的翻譯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和理念。近20年來，中國翻譯學界也逐步開啟了以英漢/漢英為主要語對的雙語語料庫研製與應用，國家社科專案、教育部專案、各省市的社科專案均被語料庫相關研究佔去不小的一塊。各學術期刊上，基於語料庫的研究論文頻頻湧現。這一研究無疑是受國際學界的啟發和帶動而開展起來的，形成與國際接軌、可與國際同步對話的翻譯研究取向。

傳統的翻譯研究視角，是將譯文與原文作比較，以忠實程度為取向，主要是審視翻譯質量。而基於語料庫的新視角，不僅做傳統的研究，還關注譯文與母語的比較，以偏離程度為取向，考察譯文語言的特徵，並同原生語言作比較，嘗試進一步認識翻譯的特徵和共性，也探究翻譯語言對原生語言（主要是譯入的目標語）的潛在影響。

這類新型研究有不少新的發現，如譯文的簡化現象。

Baker（1993，1998）發現譯文語言呈簡化（simplification）特點；Laviosa（1997， 1998）的研究佐證了Baker的觀點，她發現譯文比母語使用更多的高頻詞（高頻詞大體上即常用詞），高頻詞使用增多，意味著詞彙簡化。她們富有理論意識地將其稱之為翻譯共性或翻譯的普遍特徵（translation universals）。

類似的研究還有不少，例如翻譯的顯化傾向，即譯文語言與母語相比更為清晰而呈現顯化（explicitation）特點（Øverås 1998）。研究發現英漢翻譯也具有顯化傾向。對漢英/英漢互譯後呈現的譯本擴增進行考察，結果與Øverås類似（王克非 2003）。

此外還有研究發現翻譯呈現範化（normalization）現象、淨化（sanitisation）現象，以及與簡化不同的複雜化/繁化現象，因為對相異的原文進行翻譯時難免模仿借鑑，使譯文複雜化、冗長化；這一假設尚有待研究驗證。

基於語料庫的翻譯研究文獻中，受關注較多的還有翻譯語言考察和雙語比較分析。透過個案考察“翻譯語言”（translationese），這是以往翻譯研究很少關注的問題。研究者發現翻譯文字的語言多少與原創文字的語言有所不同，其中非文學譯本比文學譯本在結構上更趨向於借鑑原文，形成事實上的“翻譯語言”。

這類比較突出的研究有：

Ebeling（1998）比較英語和挪威語在存現句使用上的特點。Maia（1998）以雙語對應語料庫觀察英語和葡萄牙語在人稱主語使用頻率上的差異。陳瑞清（2004）從自建“大眾科學英漢平行語料庫”和臺灣“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原創漢語文字對部分漢語關聯詞的使用情況作比較，發現漢譯本有從意合轉形合的潛在顯化趨勢。Xiao & McEnery透過細緻分析，發現在“體”標記的使用上，漢語譯文比漢語原文多出約一倍（2002）。

國內學界自2000年以來開展了一系列語料庫相關的翻譯研究。例如我們透過大型英漢平行語料庫進行被動結構的考察，量化分析英語被動結構在漢語中的對譯，觀察翻譯受源語干擾的情形。我們對4，621例 be-passive 英語被動結構的漢語對譯形式進行考察後發現，科技英語被動結構的漢譯有10種基本處置方法：被動結構、受事主題結構、主動結構、虛義動賓結構、兼語式、處置式、定語短句、名詞化、類虛化動賓結構和省略，這表明英語被動結構漢譯形式的靈活性和豐富性，其中比較出人意料的是，英語被動結構在翻譯轉換為漢語時，僅有10%譯為被動結構。

基於語料庫的翻譯研究，離不開語料庫的建設。近十年來我們開始研製歷時語料庫和複合語料庫，為了更好地觀察語言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在翻譯的作用下發生的變化。所建“中國英漢平行語料庫”，庫容超過1億字/詞，收錄近百年的英漢對應語料，為翻譯與現代漢語之間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描寫和分析框架，使多層面、系統性的翻譯語言/原生語言變化的歷時考察成為可能。該庫還有複合的設計，即將平行的、類比的和參照的語料庫組合在一起，以便開展更為精細的研究。目前這方面已經陸續產生研究成果。

3. 3

基本取向之外的思考

前面主要論述了翻譯研究拓展的兩個基本取向。我們一直思考的是，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需要逐漸同國際學術接軌；接軌國際的翻譯研究，需有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樹。翻譯的雙重中介特質，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突破點。

面對翻譯問題，解釋翻譯現象，單從語言方面不易自圓其說時，或者希望從更深的層面探討翻譯現象時，就需要結合文化進行研究。翻譯是不同語言文化間的中介或橋樑。

翻譯的中介性，首先是將一種語言轉為另一種語言，這是直接的、顯性的中介，是普遍的認知。

翻譯另一箇中介性，在於它會間接地對所譯入的母語及其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有時是不可或缺的影響。這是間接的、隱性的中介。

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在做基於語料庫的翻譯研究這類所謂接軌國際的學術研究時，不能僅關注第一個層面的中介問題，還要設法發掘第二個層面的間接中介影響問題。前面所述歷時複合語料庫就是不僅探索語言間的翻譯轉換，還要分析在翻譯中源語言如何直接滲透到譯語，譯語又如何間接影響目標語。

基於這一認識，我們在做中譯外之類的中國特色翻譯研究時，就不會只留意中文的經典文獻和現代文字如何具體地譯成外文，其間有何變異和錯漏；我們更會發現中譯外有譯出和譯入兩條路徑，並比較兩條路徑的不同翻譯表現和實際效果。

因此，我們近年來提出研究翻譯路徑的問題。路徑不是方向，不是外譯漢或漢譯外雙向翻譯這麼簡單。路徑關注的是誰發起翻譯活動，目的是什麼，效應是什麼。中國近十多年在進行史上最大的譯出活動和譯出研究，注意不同翻譯路徑的分析，是中國特色翻譯研究的理論突破所在。因而，我們所論述的翻譯研究兩個基本取向，都有潛在的巨大發展前景。關於這一點，今後另文詳述。

當然，在上述兩大取向之外，還有值得注意的翻譯研究取向是跨學科的交叉研究。跨學科是翻譯學的一個內在特徵，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語言學與翻譯學的交叉產生了語言學取向的翻譯研究（linguis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七八十年代比較文學與翻譯學的交叉產生了文化轉向的翻譯研究、譯介學等研究分支；社會學與翻譯學的交叉產生了翻譯社會學的研究分支。近年來，翻譯學與認知科學、腦科學、醫學、人工智慧等學科的交叉又催生出更多的翻譯研究分支，其突出的特點在於翻譯學研究不再是單純地從其他學科借鑑概念或方法，也開始為其他學科的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的輔助或支撐。也就是說，翻譯學不再是理論消費的學科，不僅從其他學科“索取”，也會對其它學科“給予”。國際上這方面的研究已經起步，國內的相關研究開始跟上，具有廣闊的發展遠景。

04

結 語

本文從現代紛繁的翻譯研究中，試圖分析其基本取向，以期更好地探究翻譯問題。翻譯所涉及的不僅是語言問題，更包括跨文化問題、心理認知問題、人類共同體問題，等等。

中國特色翻譯研究和接軌國際的翻譯研究這兩大類取向方興未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裡，將繼續拓展開去。二者各有其研究物件、研究方法、研究發現。關鍵的問題是，前者，即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如何做出理論貢獻，接軌國際研究；後者，即以語料庫為代表的接軌國際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解決本土問題，體現中國特色。

①2021年第2期繼續刊登“翻譯研究”欄目的5篇文章，均為“當下翻譯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理論探索——第四屆《外國語》翻譯研究高層論壇”與會學者的論文或筆談。

②本文3。2所引文獻參看王克非（2011，2020）；限於篇幅，文中不一一列舉。

③參考文獻略。歡迎閱覽《外國語》2021年第1期。

作者簡介

王克非，男，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席教授。研究方向：語言學，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