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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陳江 | 呂思勉與汪叔良的平淡之交

由 文匯網 發表于 攝影2022-12-21
簡介呂氏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而9月1日還與汪叔良、陳協恭等人晤面,5號和7號與汪氏仍有書信往還(均遺失),到10月7日又與汪、陳等人晤面,只是這一次幾乎等同於老友們最後的告別了

平淡什麼什麼

1953年,呂思勉先生依據殘存日記,將舊日詩稿輯成一冊,加上評語註釋,送請趙元成、陳協恭、汪叔良三位老友教正。後來其《蒿廬詩稿》出版時,將自評和三人評語均錄入詩後。趙、陳原是早年詩侶,汪叔良則是中華書局任職時的同事,均是一生摯友,其中呂、汪二人的關係罕為人知。

汪叔良,光緒十三年(1887)出生於江蘇鎮江。父親汪啟為其取名德厚,汪氏後來亦自署汪厚,以茹荼室、梅花簃為齋名,自號茹荼室主、梅嚴遯叟等,筆名有厄生、茹荼等。六歲入塾讀書,1905年入長元吳三縣高等小學堂肄業。翌年,從朱伯虞習英文,年底考取江蘇優級師範學堂。1907年,考入上海江南製造局兵工學堂。1914年初,一度在上海閔行小學、民立女中任教,5月入中華書局擔任編輯、校對。退出中華書局後,在滬蘇兩地往返奔波,仍從事教育事業。1952年,在上海民立中學退休後回蘇。

1953年呂思勉整理的詩作便由汪叔良謄抄。筆者有幸得見汪叔良的部分書信、自定年譜殘稿,有不少與呂氏的往還記錄。其中有一份手稿,記錄其幫呂氏謄抄詩稿的情況,並附長評一則,寫道:

頃讀呂誠之先生和其友敬謀詩,有句雲“摩天健羽摧”。敬謀原作為“相思鬢漸摧”。竊以為“摧”字似嫌勉強,以為應用“衰”字。憶幼時讀賀知章詩“鄉音無改鬢毛衰”,當時但知為鬢髮之白之意也。《全唐詩》亦作“鬢毛衰”,而後章燮所注《唐詩三百首》作“鄉音無改鬢毛催”,注“催促”也,言鬢毛催白,以為催白二字似未妥。又見王堯衢所注《古唐詩合解》則作“鄉音無改鬢毛摧”,注云“鬢毛摧敗,老憊不堪”。俞汝昌所注《唐詩別裁集》亦作“鬢毛摧”,且注云“坊本作毛衰”,衰乃四支韻,恐是“摧”字之誤,今改正。《全唐詩》作“鬢毛衰”,坊刻《唐詩三百首》則根據《全唐詩》作“衰”,不必改易。賀知章原詩本作“衰”,集韻十灰,衰音催,倉回切。與《論語》“子昆齊衰”之“衰”音義同。

評語提及的詩是《庚申端午客瀋陽得敬謀寄詩次韻奉答》,《蒿廬詩稿》中附有趙元成原詩。汪氏就其中“摧”字提出商榷,該評語為《詩稿》所無。

筆者還見到一通呂思勉去世前不久致汪叔良的佚信,寫於“七·卅一”,未收錄於《呂思勉全集》和《呂譜》。信中提及:

中華事已有訊息否?弟此月許困於左眼結膜炎,又直溽暑,不能作事,間又無聊悶損之至。委撰大作詩序,弟文殊不相稱,今日勉成之……僅百首之僅字,乃逼近之義(非以為少),唐人詩皆如此用,如韓文言“張巡初入睢陽城中僅萬人”,杜詩“危樓僅百所”是也。《舊唐書》《五代史》中如此用者尤多。

關鍵內容是為汪叔良詩集作序,從呂氏《汪叔良〈茹荼室詩〉序》及《呂譜》可知,該序作於1957年7月30日,故可知此信作於7月31日。提到呂氏晚年受困於左眼結膜炎,還勉力為老友作序校詩,可見交情深厚。信末提到的唐代“僅”字古今異義的用法是呂氏頗為得意的發現,早在《論大學國文系散文教學之法》一文中也說過:“如僅字,我們現在使用之法,是意以為少,唐人使用之法,則意以為多(僅字的意義,乃接近某數,如九百數十,近乎千,九千數百,近乎萬是。)我們所使用的,實在是古義,然如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之‘城中僅萬人’,所使用的亦是唐時俗義,便是其一例。”

《呂譜》還有兩封1957年汪叔良致呂思勉的書信,可以與此信互證。其一是一通殘信,提及詩稿之事,追溯了兩人近半個世紀的交誼:“弟平生所作詩,雖亦有二三百首,但自覺可存者甚少。然敝帚千金,未忍遽棄。去年夏間曾將歷年舊作,凡有語病者,或自覺有疵謬者,盡刪除之,僅留九十餘首,錄為一卷。將以就正於吾兄,乞指其疵謬。自念平生知己,今惟吾兄一人。蓋自甲寅之夏,共事於中華書局,今已四十四年矣……”結合《呂譜》可知,呂氏自1913年7月至1918年秋,由同鄉前輩也是中華書局的創辦人之一的沈頤介紹,正好任職於中華書局。

另一通是同年8月1日汪叔良致呂思勉的書信,從內容來看,便是緊接著呂氏佚信的回覆——汪氏接到呂氏所作序言,且已有兩月未通音信,自然是驚喜不已,因而再次強調二人的交情:“相知之深、相交之久者,惟公一人而耳”。對於呂氏在信中提及的年齡問題,確實如呂氏所言年長三歲。而結交時間,汪氏在前面佚信中也回憶稱是甲寅年,此時經呂氏複核後改作乙卯年,故將時間改為四十三年。後來汪氏《梅巖遁叟手訂年譜》便將二人結交的起點定為乙卯,應是據此改正。信中還談及自己和家人貧病的“老來苦”。汪氏苦狀,呂氏應是一直知情和關注的,也曾略有幫助。1955年10月19日,呂氏在與好友顧頡剛的信中引薦汪叔良校點古籍,應是為其生計出謀劃策。而在顧頡剛子女的回憶中,汪叔良還曾擔任過顧德輝的老師。顧氏與之接觸後,敬如上賓,且對兒子講“這真是做學問的人,可惜生不逢時”,並提到曾託汪氏做古籍整理的工作,且十分滿意,相信其中定有呂思勉的推薦之功。(顧自珍、顧德輝:《慈父與嚴師——紀念先父顧頡剛誕生一百週年》)

與之相應的是,1956年汪氏致信古籍出版社自薦擔任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提到中華書局出版的《春秋會要》和《經傳釋詞》便是由其校點,很可能是顧頡剛推薦的。從後來出版的情況看,二書均未署汪氏名字,只是以“校點者”的身份出現。

由呂思勉晚年留存的日記可知,二人此後保持書信往來,還曾晤面。呂氏是1957年10月9日深夜去世,而9月1日還與汪叔良、陳協恭等人晤面,5號和7號與汪氏仍有書信往還(均遺失),到10月7日又與汪、陳等人晤面,只是這一次幾乎等同於老友們最後的告別了。汪叔良不久也於1961年在蘇州去世,身後遺稿散失,僅《茹荼室詩稿》一部因當時稍有油印而得以傳佈。

作者:裘陳江

編輯: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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