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特來信令人啼笑皆非，卻轟動一時

文/孫桂廷

1985年初秋，在煙臺師範學院英語系工作的我，受中建總公司的借調和派遣，隨煙臺建築總公司勞務輸出隊伍一起，走進了科威特城南芬塔斯建築工地。我們近千人的勞務大軍，要在這裡拓建起265套洋樓房，至少要在這裡奮戰兩年多的時間。

作為隨行翻譯，我到了工地後發現，很多工友只穿背心短褲上工，夏秋這裡的氣溫一般都在40度以上，過多講究扮相也許有點不合時宜。但作為與外國佬打交道的我，在穿著上是有要求的，不可能像一線工友那樣隨便，也就穿上了國內發的咖啡色工裝，儘管要忍受更高的熱度。工作不久卻出現狀況了，我穿的工裝釦子在一個下午不知不覺掉了兩個，多虧自帶了針線包，我從風衣袖口下方拆了兩個釦子縫上，又將其它開始搖擺晃動的扣子多縫了幾針。

工友們的衣服釦子和褲釦不知不覺地也掉了，他們還是堅持照常上工，上衣沒有釦子可以敞開懷，但是穿長褲沒有了褲釦很難遮掩，什麼樣花色品種的內褲都會在眾人面前一覽無餘。尤其是某些工友的褲

縫開始出現問題，有的蹲下一旦用力，褲襠就撕開了。因為夏天穿長褲的少，個別穿長褲的已經出現開襠或褲腿線開裂，黃色肉腿一走路會從褲腿中探出來。資方工程師和工長有時候會奇怪地問我：“你們的工人怎麼穿成這樣呢？”我感到有些難堪，但還是煞有介事地回答：“我們家鄉在中國的煙臺地區，是氣候非常適宜居住的好地方。來這裡大家熱得受不了，他們不要扣子，敞開通風更便於散熱，反正工地這裡沒有女士過往，無所謂了”。

及至三個多月後冬季來臨，大家都換上了秋季衣服（那裡的冬季如同我們煙臺的秋季，終年無冰無雪），可是那些冬裝的扣子也很快“下崗”，尤其是褲釦大都自己偷偷跑丟了。有的工友的兩條褲腿都是自上而下地裂開了，如果走路，褲腿變成了“跟腿布”，走起路來彷彿成了“四條腿”。有的工友還裝模作樣地在回返的路上學著濟公的步履，唱響了“鞋兒破，帽兒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兒破……”來自我解嘲。但不管怎麼說，畢竟太不雅觀。

有一次我們的專案經理陪同資方領導人視察工地，在邁向樓梯的一剎那，只聽“呲啦”一聲。他馬上同跟隨的我方人員說：“壞了壞了！褲子開襠了！”經理沒有辦法，只好找個託詞，在大家的圍護下悻悻離開。

這個有損大雅的故事成了我們當時的常議話題，議論中心內容是工作服的質量。三工區主任賈連民同志，不少人稱他為“小諸葛”，因為他的確很精明睿智。他對我這樣說：“孫翻譯，你不是說你曾經寫信給《中國青年報》，反映泰山景點欺詐老百姓的問題，最後使他們停業整頓了嗎？工作服這事，你到底寫了沒有啊？”在場的一工區主任李曰亮工程師也督促我。

其實，這之前他們就建議我把這事給捅出去，我告訴他們1984年因為寫了一篇《欺詐顧客太不該》投書《中國青年報》，搞得泰山那個景點被勒令停業整頓。現在如何把這事報出去，需要認真去考量。向誰投稿呢？難道還要寫給《中國青年報》？當時《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的投書後，對泰山旅遊業不管是從政治影響到經濟效益都是個不少的打擊。質量的問題出在煙臺，捅到全國去是否造成對煙臺不利的影響？我的確正在考慮類此等有損我人格和國格的大事，不應該給煙臺老家帶來負面影響，但我們又不甘心放棄追責。最後決定，還是投向《煙臺日報》比較穩妥。如果《煙臺日報》不理睬，再考慮投稿方向。

後來，我用“赴科威特265工程專案翻譯孫挺”的筆名寫下了“致《煙臺日報》編輯部同志的一封信”。信封裡同時寄去了從新衣服拆下來只有幾釐米長的縫釦子的短線。一個月後，我開始了報紙迴音的等待，因為當時的郵寄並不象現在這麼便捷，一封航空郵件往返至少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沒過多少天，我首先從一工區主任李曰亮工程師那裡得到訊息，他的愛人—-在中學教語文的李芬明老師在來信中說：“孫挺是不是你們專案的孫桂廷翻譯？他在《煙臺日報》發的那篇來信，成了大家街頭巷尾議論的話題，大家找到那份報紙互相傳閱，看了這封信，既感到好笑又感到不是滋味兒，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又過了半個月，煙臺地區建築委員會來信了，捎來了大量的紐扣和針線，還寄來了兩份《煙臺日報》，一份是6月14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來自科威特的一封信》，還加了一篇長長的編者按，另一份是十天以後社會各界對此封信的反饋資訊專版，特別報道了配有照片的煙臺勞保商店領導對科威特來信報道的學習討論情景，他們為了汲取教訓，決定停業三天進行整頓，還決定將報紙發表科威特來信的那一天作為“店恥日”，每年到了這一天都要停業，閉門反省。

報道還表明，自科威特來信發表後，煙臺各地群眾紛紛來信來電，表示非常關注。中共煙臺地委對這封信也特別重視，地委常委不僅專門召開會議研究，還專門發出指示，就全地區提高產品質量提出了嚴格要求，開展質量創優活動。

也在同時，同在煙臺師範學院任教的愛人卞喜玉在來信中這樣說：“你的來信剛剛發表，我經常被叫到系辦公室接電話，答覆朋友們報紙上的筆名孫挺是不是你，連在榮成的親戚見報後也有人問了。許多親友告訴說，大家先是互相傳遞這個資訊，還紛紛尋覓《煙臺日報》看個究竟，足見這個報道內容有很強的看點和吸引力，特別是當前人們對產品質量問題已經相當關注，現在刊登這樣的資訊恰到其時。在膠東半島（當時威海榮成等縣市都隸屬於煙臺地區），老百姓或許都在熱議這件事呢。”

1987年伊始，山東省好新聞作品宣佈開獎，我的《來自科威特的一封信》獲得1986年全省好新聞作品一等獎。不過當時尋找獲獎作者是個問題。多虧了當時進報社當記者不久的老同學孫為剛確定了我的真實姓名。由於我仍然身居海外，煙臺師範學院外語系副主任崔希智教授代表“孫挺”去領取了獎狀和獎金。他後來對我說：“你的那封信確實有很大的轟動效應。我代表你去領獎，就像我自己得了大獎一樣，臉上很有光”。

三十八年過去了，當時沒有想到，我從科威特發的那封信，竟然一不小心給鬧出了這麼大的動靜。科威特來信激發出的噴濺，其漣漪儘管漸行漸遠漸無聲了，但今天老朋友們小聚，常常講一講笑話，有時舊話重提這封信，不免在幾乎塵封的記憶裡，在回首往事的腦海中，能夠翻滾出一束小小浪花。

壹點號 Sh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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