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為影響中國幾千年的主流思想，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先秦時期，道家楊朱學派和墨家學派才是顯學，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秦朝一統天下後，“民以吏為師”，法家思想佔據著統治地位。

李斯（出自《大秦賦》）

至於，儒家為何後來居上，普遍認為開始於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實際上，這兩句話既不出自董仲舒，也不是漢武帝欽定。

01

“罷黜百家”的先行者

秦滅亡後，經歷了楚漢之爭的劉邦，最終建立了漢朝。

對於秦朝的滅亡，漢朝君臣有過普遍反思，加上戰爭過後的漢朝初立，一片凋敝。

漢高祖（出自《楚漢傳奇》）

天子出行，連顏色一樣的幾匹馬都找不到，所以過去秦朝那種對社會全方位控制的法家思想，即便漢朝天子想學，也沒有現實條件。

因此，漢初奉行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從漢高祖劉邦開始，這成了漢朝的基本國策，也締造了“文景之治”。

漢景帝（出自《漢武大帝》）

漢景帝后期，“京師值之錢累積鉅萬，貫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露積於外，腐而不可食”。

這說明，雖然當時百姓生活可能改善不多，但國家財富積累是很客觀的。

並且在朝廷“無為而治”的背景下，一些富商巨賈、豪門望族逐漸形成，對朝廷的離心趨勢凸顯，社會的貧富差距也變得嚴重。

郭解（出自《漢武大帝》）

倘若此時，依舊奉行“黃老之術”，對漢朝社會的改觀就沒有正面作用了。

因此，法家剛則易折，黃老不能解決眼下問題，儒家作為一種糾偏的學說就走到了歷史前臺。

漢武帝在登基之初，為了緩和與“黃老之術”死忠粉竇太后的思想爭端，耍了個小聰明。

他任命竇太后的侄兒竇嬰為相，而竇嬰的思想底色正是儒家。

竇嬰（出自《漢武大帝》）

對此，老練的竇太后政治嗅覺極為靈敏，在她的反擊下，竇嬰被罷免，與竇嬰一起的班子成員趙綰、王臧下獄自殺。

等到竇太后去世，漢武帝任命自己的舅舅田蚡為相，田蚡也是喜好儒術之人。

田蚡（出自《漢武大帝》）

在他的倡議下，立刻“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董仲舒就是趁此機會被提拔的。

因此，“罷黜百家”並非董仲舒首倡，而是有竇嬰、田蚡這樣的先行者，更非漢武帝欽定。

董仲舒（出自《漢武大帝》）

相反，漢武帝倒是提過“悉延百端之學”，這豈非矛盾？

其實，漢武帝君臣的“罷黜百家”，僅僅是將百家學問著作，從官方教材中刪除，並不反對在民間傳播。

至於“獨尊儒術”，則更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02

“罷黜百家”的後半句

對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的事蹟，最早的概括出現在班固《漢書》中：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武帝）初定，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漢武帝（出自《漢武大帝》）

不難看出，班固也沒有提出“獨尊儒術”，而是將漢武帝的政策提綱掣領地概括為“表彰六經”。

“六經”為《詩》、《書》、《禮》、《易》、《樂》、《春秋》。

而早在董仲舒之前，漢代就設立了五經博士。

可以說，漢朝的思想轉向，最初與董仲舒並沒有直接聯絡。

但董仲舒仍舊是促進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關鍵人物。

圖片出自《漢武大帝》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又提出：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提到的對策，以及他創立的“公羊學”派，雜糅了陰陽、道、法家等諸多學派的觀點，將原始儒家改造為了適應大一統帝國模式的新儒學。

圖片出自《漢武大帝》

他的建議最契合漢武帝的想法，所以自然會引起漢武帝的重視。

應當說，董仲舒為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想法奠定了理論基礎。

加上董仲舒本人的儒家身份，也難怪人們會認為漢武帝的這個政策背後的擘畫者是董仲舒。

但這並不代表，董仲舒提出對策後，漢武帝君臣當下就完成了政策的大轉向。

公孫弘（出自《漢武大帝》）

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才接受丞相公孫弘的建議，“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且自此以後始任用經生為吏﹐為經學之士開了利祿之途，故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只有到這時，儒家經學才取得了尊崇的地位，且一改秦以來設百家博士的舊制，專任儒家經士為博士。

太學生時期的劉秀（出自《秀麗江山》）

可見“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董仲舒是一個重要人物，但不是先行者，也不是真正的實施者。

03

“獨尊儒術”怎麼來的

不僅漢武帝沒提過“獨尊儒術”，甚至在具體的擢拔人才層面，他奉行的也是“非常之時，用非常之人”，是一種務實的態度。

班固曾說：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僅三人是儒生，且公孫弘本是老吏。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應”學說，在為“君權神授”張本的同時，又意欲用一個至高無上、抽象的“天意”來限制君王的行動。當他用災異向漢武帝示警的時候，差點被漢武帝誅殺。

漢宣帝也說：“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可見無論如何，漢代的皇帝都不會“獨尊儒術”。

漢宣帝（出自《大漢情緣之雲中歌》）

而且，後世賢哲仍舊兼治百家學說。

以諸葛亮為例，他身上具有明顯的儒家色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但他卻希望劉禪多讀《韓非子》、《商君書》。

諸葛亮（出自94版《三國演義》）

那麼，“獨尊儒術”這個說法是怎麼來的呢？

司馬光《資治通鑑》中雖沒有明確的說法，但他本人反對王安石變法，言語之間就會有這種傾向，即把王安石的行為歸結為法家，他自身的思想定義為儒家，自詡正統和正義，自然會表現出這一種論調；

司馬光（出自《清平樂》）

還有這代表著一種願望，宋儒朱熹等人在吸取佛教有益思想的前提下，也看到了佛教盛行，會導致的社會危機。所以“獨尊儒術”，朱熹雖然沒講過，但應該有這種類似的想法。

最後，日本的一些歷史學家將宋儒的觀點抽象性概括，以遠藤隆吉和久保天隨為代表，在明治維新的大背景下，他們開始猛烈批判儒家。

他們的觀點直接又影響了清末中國的啟蒙思想家，比如梁啟超。

梁啟超（出自《走向共和》）

柳詒徵指出：“以諸子學之失傳，歸罪於董仲舒請漢武帝罷黜百家，其說蓋倡於日本人，梁氏撰《新民叢報》時，拾其說而張大之。”

再者當時不自貶、不罵人、不“誣古”，便無人關注。

所有人都想搞個“大新聞”，這種說法就流行開來，董仲舒也不明不白地成了“背鍋俠”。

只是我們如果知此真相，便不可再人云亦云了。

參考文獻：

蔡暉《漢武帝：別亂說 我多會兒“罷黜百家”了？》

陳靜《罷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經而非獨尊儒術》

本文創作團隊

作者 | 趙希夷

策劃 | 趙希夷

編輯 | 趙希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