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銀川10月25日電 題：唐太宗李世民為何被稱為“天可汗”？

——專訪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副教授、歷史系主任王朝海

中新社記者 楊迪

唐太宗李世民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其推行開明友善的民族政策，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融合與交流。唐太宗為何被尊稱為“天可汗”？其主導參與的“靈州會盟”有何歷史意義？唐太宗的民族觀念為後世帶來何種啟示？近日，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副教授、歷史系主任王朝海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唐太宗時期如何維護邊疆穩定，在處理民族關係中，施行了哪些政策和制度？

王朝海：

在中國歷史上，唐太宗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皇帝，在他統治期間，被稱作“貞觀之治”。尤其是唐太宗在維護邊疆穩定，處理民族關係方面成績斐然。唐太宗所推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和親政策。唐太宗沿襲漢魏六朝以來的和親政策，並加以發展和創新，積極與少數民族首領和供職朝廷的少數民族上層聯姻。歷次和親中，最為典型、影響最深遠的當數文成公主入藏嫁給吐蕃首領松贊干布，這次和親成為漢藏人民友誼和團結的象徵。直到今天，其歷史作用仍不可低估。

其二，團結政策。唐太宗特別留意民族和好、民族團結。這一點集中體現在內徙東突厥人和設定羈縻府州兩項措施上。唐太宗在平定東突厥後，採納中書令溫彥博的建議，將約十萬戶突厥人移入中原，保全其部落，幫助他們發展農業生產，並從中挑選百餘人擔任京官武職。從而穩定了人心，團結了突厥部族。唐太宗又創設羈縻府州，用本民族的首領管理民族內部事務，較好地處理了未入中原的突厥餘部的管理問題。

其三，德化政策。唐太宗出身封建豪門貴族家庭，受儒家正統思想文化影響，格外注重道德感化的作用，對於少數民族首領，他在政治上授以官職，經濟上賜之以祿。如他封阿史那思摩為北開州都督，封頡利可汗為右衛大將軍等。尤需指出的是，唐太宗對於其他少數民族人民也同樣採取恩懷與德化之策。

中新社記者：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出巡靈州，與諸部落首領會盟，史稱“靈州會盟”。作為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事件，“靈州會盟”有何歷史意義？

王朝海：

唐太宗靈州之行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順應時代潮流，採取開明進步的民族政策處理邊疆民族問題的一次成功實踐。重要的歷史意義有四點：

首先，唐太宗透過靈州之行和在漠北建立羈縻府州，及時妥善地解決了漠北地區尖銳複雜的民族問題，使動盪不安的社會秩序趨於緩和，大漠南北的民族矛盾得到緩解。以靈州之行為轉折點，特別是經過長安建制，唐太宗完成對漠北羈縻府州的行政建置，這一地區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改變，即由戰亂走向和平，由無序變為有序，各族各部之間化干戈為玉帛，民族關係開始步入和睦相處、友好往來的健康發展軌道。

其次，唐太宗靈州之行和漠北羈縻府州的建立，在政治上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與親和作用，吸引周邊眾多民族參加到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行列中來，增強了各少數民族對唐朝的向心力和認同感。

再次，唐太宗透過靈州之行和在漠北建立羈縻府州，第一次把封建國家郡縣制度推行到漠北地區，從而加強了唐朝中央政府對邊陲北疆的統轄，進一步確立和加強了對漠北地區的國家主權。

最後還應指出，唐太宗靈州之行和漠北羈縻府州的建立，對漠北各族的發展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寧夏靈武市興唐苑景觀。米立 攝

中新社記者：唐太宗為何被唐代西北各族君長尊稱為“天可汗”？

王朝海：

“天可汗”是唐代西北各族君長對唐太宗的尊稱，也是表示對唐太宗的擁戴。“可汗”本是突厥、回紇、柔然等民族最高統治者的稱號，“天可汗”就等於是給予各民族共同擁戴的最高統治者的尊稱。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王朝擊敗東突厥以後，唐太宗接受諸蕃君長所奉“天可汗”稱號。“天可汗”稱號的出現，表明中華文化在繼承中原傳統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鑑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政治文化。

陝西禮泉縣唐太宗雕像。陳永年 攝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唐太宗秉持著“各民族如一”的民族觀念？

王朝海：

唐太宗推行的民族政策，根源於他對民族及民族問題的看法，也就是根源於他的民族觀。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總結了自己能使四夷朝服歸化的五條經驗，其中第五條就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簡單來說就是“愛之如一”“各民族如一”的意思，也就是對漢族及少數民族一視同仁、同等看待。唐太宗這一民族觀的形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善納眾議。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與群臣討論如何安置內附的東突厥。多數朝臣主張對於這些歸附的少數民族，採取強制同化的措施，中書令溫彥博則建議把東突厥遷入朔方之地，保全其部落、風俗。唐太宗反覆權衡後，採納了溫彥博的主張。後來的事實證明，溫的主張是正確的。

“華夷一家”是唐太宗“愛之如一”民族觀的思想基礎。唐太宗認為，夷狄與漢人一樣皆可感化，“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皆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

中新社記者：唐太宗的民族觀念、民族政策，能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帶來何種啟示？

王朝海：

唐王朝先進的民族觀念和符合實際的民族政策，提高了統一多民族國家政權的穩定性，增強了中央對民族地方的凝聚力，改善了各族生產和交換環境，拓展了民族間經濟往來範圍。這也為當前中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帶來了一些啟示：

第一，要加深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的認識，使全國各族人民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要用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營建共同歷史記憶。

第二，要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政治、經濟和文化間的關係，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平等團結的關係，鞏固民族地區現代化與國家現代化互相離不開的關係。

第三，要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文化認同是所有認同中最深層次的認同，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各民族要不斷加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完）

受訪者簡介：

王朝海，現任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副教授、歷史系主任。主要以中國北方民族史、民族史學理論為研究方向，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專案1項，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專案2項、參與完成省部級專案2項，出版學術專著1部，發表學術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