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表現的形式分為鑄銘、刻銘、金錯銘和墨書（漆書）四種。

（一）鑄銘：將金屬熔化後澆入刻有文字的範模中以製作銘文。鑄銘的表現有兩種：1。陰銘，在範盒內陰刻正書，透過溼態範料印壓複製出陽反文範片，並嵌入內範表面鑄成陰銘（見圖一）。出土的有銘青銅器以鑄銘為主，陰銘為多。青銅器的鑄銘，洋洋萬篇，鳴訓警世，為歷代模具制器之宗。2。陽銘，在外範或內範上陰刻反書，然後鑄成陽銘（見圖二）。

（二）刻銘：青銅器鑄成後，以刻刀在器上作銘。刻銘最早出現於商代晚期，目前發現了四件商代晚期的刻銘銅器。西周晚期出現了16枚《晉侯蘇鍾》（見圖三），長篇鍥刻銘文355字。著名青銅研究家馬承源經過仔細研究後認為：“晉侯蘇編鐘所有銘文都是用利器刻鑿，特別是字畫的轉折處，不能利索地一刀而就，需鑿點成線，因此要分四五刀或五六刀接連刻鑿，筆道才能連得起來，刀銘文的刻法是完全一致的痕至今非常明顯。這種刻鑿的連續刀痕，和商鞅方升大良造銘文的刻法是完全一致的。”（《上海博物館集刊》第7期，1996年）青銅器刻銘以刀代筆，工藝簡樸，發揮自由，為世代篆刻大師心醉仰法。

（三）金錯銘：在青銅器上以鑲嵌、塗畫的方法表現文字。《說文解字》：“錯，金塗也，從金，昔聲。”金錯銘有兩種工藝：1。鑲嵌法，或稱“鏤金法”，主要工序為：母範刻槽、鏨槽、鑲嵌、磨錯。2。塗畫法，主要工序為：製作液態“泥金”，金塗、金烤。金錯銘，產生於春秋時期，如《欒書缶》（見圖四），高40×3釐米，有金錯器銘五行共40字，蓋銘二行8字，行款為直書右行，現藏於廣州市博物館。1957年，在安徽省壽縣城南邱家花園出土了楚懷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時期的長篇金錯銘文《鄂君啟節》，其中，舟節銘九行284字，車節銘九行147字，現分別藏於安徽省博物館和中國國家博物館。精細的金錯文字，巧奪天工，為歷史工藝革命之傑。

（四）墨書：用筆墨書寫於青銅器上。如1964年河南洛陽市北窯村龐家溝西周墓地出土、洛陽市文物工作隊藏西周早期《伯懋父簋》器底墨書銘文“白（伯）懋父”（見圖五），同時出土的還有《蔡叔戈》《堯氏戈》《史矢戈》《封氏戈》等都留有墨書。這是中國青銅器史上極為罕見的西周時人的墨跡，讓我們真正看到了時人的運筆方法及一代金文書家藝術。所見墨書，自然古樸，神韻千萬，與甲骨筆書並輝，源流相承，為中華書聖鼻祖驚世墨寶。

鑄刻有金文的青銅器約有六十餘種，可分為六類：即食器類、酒器類、水器類、樂器類、兵器類及雜器類等。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影象整合》一書共收集金文一萬六千七百餘件，是迄今為止集金文大全者、世界上罕見的中國先秦金文法帖。根據該書資料，我們可以統計出各類青銅器及各器種發現的金文情況：

（一）食器類：鼎、鬲、甗、簋、盨、簠、敦、盞、豆、鋪、盂、盆、匕、俎等，總14個器種，6004件。其中：鼎（2518件），鬲（440件），甗（264件），簋（2203件），盨（183件），簠（230件），敦、盞（30件），豆、鋪（61件），盂（30件），盆（24件），匕、俎（21件）。

（二）酒器類：爵、角、觚、觶、鍴、杯、飲壺、斝、尊、壺、鍾、卣、方彝、觥、罍、瓿、鑐、瓶、缶、鬥、勺等，總21個器種，6650件。其中：爵（2185件）、角（94件）、觚（1005件），觶、鍴（609件），杯、飲壺（15件），斝（185），尊（721件），壺、鍾（505件），卣（898件），方彝（98件），觥（65件），罍（131件），瓿（23件），鑐（19件），瓶（9件），缶（46件），鬥、勺（42件）。

（三）水器類：盤、盉、鎣、匜、鑑、鎬等，總6個器種，634件。其中： 盤（243件），盉、鎣（220件），匜（154件），鑑、鎬（17件）。

（四）樂器類：鍾、鎛、鐃、鈴、鐸、句鑃、鉦鋮等，總7個器種，711件。其中：鍾（538件），鎛（79件），鐃（75件），鈴、鐸（10件），句鑃、鉦鋮（9件）。

（五）兵器類：戈、戟、矛、殳、劍、鈹、鉞、戚、刀、削、矢鏃、雜兵等，總12個器種，2125件。其中：戈、戟（1364件），矛、殳（204件），劍、鈹（278件），鉞、戚（50件），刀、削（25件），矢鏃（70件），雜兵（134件）、

（六）雜器類：農具、工具、度量衡、車馬器、符節、其他用器等，總6個器種，641件。其中：農具（14件），工具（60件），度量衡（155件），車馬器（92件），符節（35件），其他（285件）等。

著有金文達五百以上的器種有：鼎、簋、爵、戈（戟）、觚、卣、尊、觶（鍴）、鍾、壺（鍾）等１０種，毫無疑問，這是先秦時期的主流青銅器。

圖一 鑄陰文·小臣俞尊（陰文）

圖二 鑄陽文·越州句劍格（正面），鑄陽文·越州句劍格（反面）

圖三 刻銘·晉侯蘇鍾，銘文拓片

圖四 金錯銘·欒書缶（器），器物蓋銘文拓片

圖五 伯懋父簋，底部墨書、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