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遺產周口店遺址的研究歷史已近百年，中國猿人化石及文化遺物和遺蹟的發現與研究，使人類進化中存在猿人階段得以確立。周口店遺址以出土豐富的、代表人類發展不同階段的人化石著稱於世。而其中，中國猿人用火的發現，把人類用火的歷史提前幾十萬年。

1929年12月2日，我國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帶領考古人員在北京房山周口店發掘出第一個中國猿人頭蓋骨化石。這項發現對研究世界古人類學有極重要的價值，是古人類學史上的劃時代事件。他從堆積中找到當時疑為用火證據的有色碎骨和鹿角，揭開了中國猿人文化研究的序幕。

中國猿人遺址在周口店鎮西約1千米處，在那裡有2個東西並列的山丘。在東邊的的山上，有一個很大的山洞，山洞裡埋藏著豐富的哺乳動物化石，這可洞穴就是中國猿人文化遺址。中國猿人在周口店地區曾生活了相當長的時期，用各種現代測年方法所得的結果，可能經歷30萬年至40萬年之久。周口店遺址包括多箇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和晚新生代哺乳動物化石發掘地點，它的發現與研究是中國科學的一件大事，其出土人類化石之多、石製品數量之大及用火遺蹟之豐富，至今仍是同時代遺址無法相比的。

▲《周口店遺址》（京華通覽），董拯民編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3月

山頂洞人是如何被發現的？

山頂洞位於龍骨山山頂的東北部，在中國猿人遺址南裂隙南端。其堆積的底部與紅色的、膠結堅硬的中國猿人地層接觸的地方呈假整合，被一厚層的鈣板所隔開。山頂洞的洞口向北，海拔為175米。

山頂洞人遺址是1930年清山找界時發現的。由於1929年末發現中國猿人第一個頭蓋骨，為了準確瞭解中國猿人堆積的南界，開展了在南部除雜草、鏟浮石、挖深溝等工作，以期找準中國猿人遺址的南界。在這過程中，發現了山頂洞人遺址。發現時洞口外露很小，寬約3米，高僅0。4米。洞口堆積著浮土和碎石，洞內大部被堆積所填，無堆積的空間很小，由洞口向內約4米即已到邊了。

1930年，科考人員對山頂洞做了小規模的試掘。清去洞口附近的雜草、碎石及洞內很厚的一層積塵後，露出比較堅實的灰色土層，中含化石，知已到山頂洞人遺址的原生堆積，在灰色土層中發現了中夾灰燼層。因此，科考人員深信此洞穴內有人類活動過，同時還得到另一點認識，它的時代要比中國猿人遺址晚得多。由於當時發掘重點在中國猿人遺址，故山頂洞人遺址的發掘工作並未馬上進行，而是3年後才做了系統發掘。

在發現山頂洞人遺址時，其東部的洞頂和洞壁及相連的洞口部分，石灰岩已相當破碎，隨時可發生石灰岩塊的坍落，難以儲存。為未來發掘安全考慮，應予拆除。另外，按原擬的清山找界計劃，在山頂洞南壁附近開一條大深溝，這樣也使部分洞頂和洞壁難以完好儲存，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將洞之東部洞頂和洞口忍痛拆除掉，形成今日所見的“洞口”。原來的洞口實際在其東的高臺上，比人工開出的洞口約高4米。

1933年5月13日，德日進、楊鍾健、裴文中等人決定集中力量發掘山頂洞人遺址。主持人裴文中考慮到，歐洲考古學家將舊石器時代晚期分了許多文化期，在不到1米厚的堆積中即可有不同的文化。“我們這開掘工作，若稍微大意一點，恐怕把這文化的層次都馬虎過去。我決定，開掘時，每1平方米為一方，0。5米厚的堆積為一水平層。每個技工管轄2平方米的地方。我們開掘的時候，繪畫1∶50的詳圖。每隔2米有一個南北向剖面，每掘0。5米，畫一張平面圖。凡是人類的遺物和其他各種重要的化石，以及重要地質上的觀察結果，都畫在圖上。我們每天從不同的3點，照相3張，是為記錄照相。”（裴文中，1934年）如此細密的發掘和記錄，為山頂洞人遺址研究結碩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山頂洞人遺址的發掘工作從1933年5月20日正式開始。依裴文中，到6月（可能是7月，見賈蘭坡的《山頂洞》一書第19頁，這樣才與累計工作日相符）25日因雨季將臨而暫停；10月15日再次開工，及至12月19日結束，挖完了山頂洞人遺址的全部堆積。次年春季主要是挖山頂洞的下窨部分，發現了許多完整的哺乳動物化石，但無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故嚴格地來說，下窨不屬於山頂洞人文化遺址。山頂洞人遺址1933年的發掘工作，累計工作日為141天，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世人面前展現了一處於舊石器時代之末的山頂洞人生產生活的概貌，提供了諸多意識形態發展的資訊，成為我國同時代遺址提供史前資訊最多的文化遺址。

山頂洞人化石究竟有多少個體？

山頂洞人化石包括完整的和基本完整的頭骨3件、殘頭骨3件、下頜骨4件、殘下頜骨3件、單個牙齒數十顆、脊椎骨數件、股骨6件、肩胛骨3件、髕骨3件、跗骨6件、薦椎2件和橈骨1件。在山頂洞人化石丟失以前，已做模型的有19件標本：101號骨和下頜骨各1件，102號頭骨和下頜骨各1件，103號頭骨和下頜骨各1件，右上頜骨1件，殘下頜骨1件，單個牙齒6顆，殘橈骨（上部）1件，右股骨上部（殘）2件，髕骨和左第一蹠骨各1件。

山頂洞人化石的發現是相當分散的，上下距離很大，最上層位是第1層，發現頭骨和下頜骨破片、牙齒、橈骨、指骨等。3件頭骨中，102號和103號發現於第8層面，101號發現的時間晚6天或7天（1933年11月9日），其發現層位可能低於第8水平層；其後11月17日至19日發現的110號（右上頜骨）出於第13水平層，而109號（下頜骨）於11月20日發現，屬第14水平層。發現化石最低的水平層是17層和18層，從中出土了脊椎骨。發現化石的距離上下相差8。5米，這意味著人骨埋藏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因此，他們所有個體屬於同一家庭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是同一家族幾代人的屍骨埋於一個洞穴中（吳新智，1961年）。

山頂洞人化石究竟有多少個體？依魏敦瑞1939年發表的資料為7個個體，1947年則著文認為大約有10個個體。經吳新智（1961年）再研究，他認為，把兩件下頜骨看作代表另外兩個個體，則山頂洞人群包括老年男性1人（101號），中年或壯年1人（108號），壯年（110號）1人，中年女性3人（103號、104號、109號），青壯年女性1人（102號），不明性別的青少年1人，以及5歲左右的幼童和初生嬰兒（或胎兒）各1人，共計10個個體。

▲山頂洞人復原像。

山頂洞人頭骨的形態特徵既有一定的複雜性，又有相當多的共同性。其共同性包括整個頭骨粗碩，頭很長，前額傾斜，上面部低矮；整個面部在垂直方向上都有中等程度的凸出，具有中等程度的硬顎，眼眶低矮，梨狀孔寬闊，其下緣呈鼻前窩型等。這些特徵有的是化石晚期智人共有的特徵，有的是與今日蒙古人種、特別是其中的中國人、愛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相近的。另外，如部分低眶、寬鼻雖與現今蒙古人種不同，但與我國化石晚期智人一致。

從與中國新石器時代人骨進行對比之後，似乎可以看出山頂洞人與現在中國人之間在眼眶和鼻形上存在著繼承關係。此外101號頭骨的全面高指數、102號和103號的高頭、103號頭骨上的矢狀脊及大的橫顱面指數都應該看作蒙古人種特徵的表現。依上述形態特徵和多項測量值，吳新智（1961年）認為：“山頂洞人代表原始的蒙古人種，而與中國人、愛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別相近。”

山頂洞人頭骨形態特徵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它們也有一些與典型蒙古人種不一致的特徵，如101號和102號頭骨的顏面上部和鼻根部的水平凸出等。此外，山頂洞人還有一些特殊的形態特徵，如102號頭骨有人工變形，110號下頜有多生門齒，上第二臼齒頰舌徑特別大等，都是化石人類罕見的特徵。若將山頂洞人與現代人相比，可清楚地看到其頭骨上保留的若干原始性——如眼眶低矮、淚腺窩淺、顳鱗有的呈三角形、鼓板水平軸與正中矢狀面所夾的角度大，枕骨大孔朝向後方、頦孔位置較低且較後，頦部凸度較小等。

山頂洞人應有較強的社會組織

在山頂洞發掘過程中，對各種考古遺物和人類化石及各種遺蹟都做了詳細的記錄，據此，大體可以認定，山頂洞的下室可能是當時人的墓地。1933年11月2日和3日於第8水平層發現103號和102號頭骨，11月9日發現101號頭骨，11月17日至19日於第13水平層發現110號山頂洞人右上頜骨。依此類推，101號頭骨應發現於第8水平層下、第13水平層上，可能與103號和102號不在一個水平層內，而後兩者無論水平層位或方號K9或J8方內，可以想象是同時被埋入的。

101號頭骨發現時頭頂向上，側向左方。在頭骨之後有一對殘破的骨盆，盆骨之後有兩根股骨，左股骨比較完整，右股骨兩端都破碎了，在附近還有1件殘破的肩胛骨。在頭骨左側附近發現了帶有穿孔的海蚶殼、狐犬齒等裝飾品，發現盆骨和大腿骨附近有一部分土呈硃紅色，系赤鐵礦粉所染的結果。在這具屍骨上部還發現一塊赤鐵礦。由盆骨和股骨在地層中埋藏的情況，尚可看出原來埋放的位置。

由以上情況不難看出下室原是墓地，其理由有3點：第一，在發現山頂洞人的屍骨和隨葬的裝飾品的地方均撒有赤鐵礦粉和用此種顏料染過的裝飾品，不少裝飾品尚殘留有紅顏色。這種埋葬習俗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是常見的，如在德國的奧伯卡塞爾發現的克羅馬農人的遺骸均染有紅色；我國甘肅新石器時代墓葬中，早在1925年就有這方面的記述。第二，與人骨一起發現的有裝飾品，如石珠見於頭部附近，而穿孔獸牙則發現於臂骨附近，顯然是隨葬品。第三，人骨仍然部分地處於自然狀態。

在堆積中存在許多掏洞的動物化石，如多種鼠類以及獾和鼬等，這些動物的活動擾亂了原來的堆積，翻動了被埋藏的山頂洞人的屍骨，導致我們今日無法瞭解當時的葬儀；加之自然風化以及被鬣狗等大型肉食類啃咬，致使出土的山頂洞人屍骨殘缺不全，難以對他們在抽象思維的發展及社會組織方面有更多的瞭解。

就目前所知，墓葬可能始於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後期，舊石器時代晚期者則更多。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薄弱，自1933年發現山頂洞墓葬後，至今仍無新的發現。山頂洞人墓葬在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研究中有重要意義，是我們瞭解當時人抽象思維的發展、社會組織、習俗、親屬制的最重要的資料。

山頂洞人102號和103號發現於同一探坑和同一水平層說明，當時已存在合葬，這在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也是很普遍的，或許表明山頂洞人已有了公共墓地，3個不同年齡的人同葬於下室。若如此，山頂洞人應有較強的社會組織。山頂洞人可能有敬老的習俗，101號屍骨附近發現較多的裝飾品，應是這方面有力的證據。撒赤鐵礦粉習俗說明當時人抽象思維的發展。紅色象徵著血液，以示死者血液長流，雖死猶生，靈魂仍生活在氏族成員中間。

山頂洞人處於母系還是父系氏族社會？

關於山頂洞人社會組織可供探討的資料不多，如上述102號和103號頭骨可能是同時埋葬的，暗示有合葬的習俗。從現有的記錄看，老年男性上有較多裝飾品，穿孔的蚶殼和穿孔狐犬齒均發現於其屍骨附近；而102號女性頭骨附著的土中發現7件骨珠，可以認為是她的隨裝頭飾。他們屍旁都有赤鐵礦粉染色，這一切似可說明當時氏族成員是平等的。依魏敦瑞研究，他們都是因傷致死的，或許是在氏族械鬥中的犧牲者；出於對他們的尊敬，隨葬了較多的裝飾品。這一切似允許推測當時已有緊密的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組織。

究竟山頂洞人處於母系還是父系氏族社會，從理論上說母系氏族社會可能性大一些，但現有的山頂洞人資料不能證明這一點。至於裴文中提出的原始氏族社會說，大概難以成立，因所立論材料有誤，如上述石珠發現在102號女性的頭骨上，而不是“男的頭上有用石珠串作的特殊裝飾品”。

關於山頂洞人文化交流的資料也不多，山頂洞人體質某些性狀顯示出存在基因交流。從國內舊石器時代裝飾品少這一點看，山頂洞人遺址出土的大量裝飾品或許可視為文化交流的證據；但它不像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出土的裝飾品（13件）那樣，石製品技術和石器型別外來因素清楚，在山頂洞人石器中則得不到這方面有力的證據。山頂洞人活動範圍擴大或存在交流是可以肯定的，如赤鐵礦和海蚶殼等都產在數百里之外，若不是親取，則應是透過交換而得到。在遺址裡發現的一種大型的淡水介殼，“定是原始人從相當遠的地方帶入山頂洞中的”（裴文中，1939年）。由這些點點滴滴的文物資料，可以想象山頂洞人與外界存在文化交流，活動範圍較其前擴大，甚至可能存在物物交換。

在山頂洞人遺址出土的文物中，存在許多反映抽象意識的遺物。在屍體上撒赤鐵礦粉，紅色象徵著血液，示意氏族成員仍然活著；大量的裝飾品及部分這類文物上可見紅色，顯示當時人有愛美的習俗，有打扮自己的意識。加之骨針的發現，表明當時人懂得縫衣，成為同自然鬥爭的新武器，從中也可體現出美。有刻紋鹿角棒、磨光的斑鹿下頜骨及飾紅色條紋礫石的發現，雖目前還不能很好地解讀其真實的意義，但似可認為它們是反映抽象思維的遺物。到目前為止，在全國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山頂洞人遺址出土文物所反映古人類抽象思維發展的遺物是最多的。從這方面和對磨製、鑽孔技術的應用可知，其發展水平與世界其他地區同時代的大體相當，是同步的，為社會向更高階段發展奠定了物質的、技術的和精神的基礎。

山頂洞人生活資料的來源可能仍然是多源的，大量的朴樹子在遺址中發現，應視為採食的證據。另依附近相當層位的孢粉分析，當地有豐富的採集資源。作為採集經濟組成部分的捕撈活動資源也相當豐富，遺址裡發現的蝸牛、各種淡水蚌殼、蛙的化石等可說明這一點。大量的鴕鳥蛋片在遺址中發現，表明鳥蛋也是食物的來源之一。在山頂洞鳥群中，雖有大量的猛禽，但也有相當多中、小型的夏候鳥，捉鳥或撿蛋應是其經常的經濟活動之一。

在哺乳動物中，最多的是虎、北京斑鹿和兔子，僅就歐洲野兔而言就有數千個個體。野兔既是猛禽和猛獸覓食的物件，更應是人類捕食的物件。在遺址裡野兔化石的大量存在，可部分地說明它是被山頂洞人捕捉為食的證據。北京斑鹿也很多，雖大都發現於下窨（完整骨架），還有幾十件頭骨，但大多數角已脫落。這一現象恐非巧合，可能與當時狩獵有關，或許是不同季節獵鹿的證據，還可能是其主要狩獵物件。從山頂洞人遺址出土的偶蹄類化石種類雖然不多，但多數是老幼個體，顯示當時人狩獵能力仍然不強，多對這些動物的老幼個體下手。

虎是數量較多的動物之一。很難理解當時人有大量打虎的能力，虎更大可能是山頂洞人的天敵。外加豹、洞熊、斑鬣狗等大量（佔整個動物群的39。6%）食肉動物的存在，說明山頂洞人存在強勁的天敵，他們為生存鬥爭是相當困難的。洞熊和鬣狗等是與山頂洞人爭穴的對手，這可能是山頂洞人文化層薄、未能久居的重要原因之一。（完）

作者/董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