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案和破案意思相同嗎

前言：

馮夢龍著有一本處世奇書《智囊》，彙集了前代眾多能人異士的言行，以啟發世人的心智。在《智囊》中有一個故事，著名的包拯破盜割牛舌案。說在景祐四年包拯任天長縣知縣，有一個人向官府報案，稱其所養的耕牛，被人割斷了舌頭。包拯要他回家後將牛宰殺，再帶到市集上去賣，不久後有人到縣衙，檢舉有人盜賣耕牛，而包拯立即將此人拿下，並逼問為何要割斷人家耕牛的舌頭，現在又誣告別人是盜牛者？此人一聽便知道無法隱瞞事實了，只能在包拯面前認罪，承認自己的罪行。包拯智破盜割牛舌案，一直被人津津樂道，但其實卻有很大的問題。

宋代法律對耕牛的保護規定

此案不僅被《智囊》收錄，而且也在《宋史》、《宋樞密副使孝肅包公墓誌銘》中都有記載，描繪了包拯戲劇化的破案過程。在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古代王朝中，耕牛是重要的生產資料，法律對其進行全面的保護。《宋刑統》有規定，如果有人盜割牛鼻、盜斬牛腿，將會受到極刑的懲罰，因為牛的價值主要就是用於耕作，和馱運這兩項，因此牛鼻子和牛腿，是執行這兩項活動的關鍵。農人要牽著牛鼻才能工作，牛腿是支撐行走的基礎，一旦牛的鼻子和腿部受傷，整頭牛就會喪失了價值。不過如果有人傷害了牛鼻子和牛腿，傷愈之後不影響耕作，能得到從輕處罰。較於牛鼻子和牛腿，牛舌的重要程度要遜色許多，畢竟牛不用舌頭去工作，對於盜割牛舌的行為，處罰也應該輕得多。

盜割牛舌應該受到的懲罰

至於盜割牛舌具體要怎麼處罰，我們可以參考《慶元條法事類》，其中已經不再僅限於對牛鼻和牛腿的保護，而是用“傷殘不堪用”的統一規定。顯然盜割牛舌適用於此項規定，按照刑法當徒三年，如果被盜割舌頭的牛，能在三十日內正常使用，則罪減三等，變成了一年半徒刑，再結合兩宋法律來看，盜割牛舌很可能會受到一年半徒刑，或者流放兩千五百里的懲罰。不過這個推測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官府必須立案，而盜割牛舌是否該被立案呢？這就取決於當時的法律了。《宋刑統》規定，報案人到衙門報案，發案時間與經過必須被明確，如果有可疑之處，官府不僅不會被立案，報案人反而會受到受笞五十的懲罰。對於被殺、被盜等特殊案件，報案人也要明確犯罪事實不得存疑。

包拯勇於任事受理不必要的案件

不過對於這種特殊案件，報案人如果實在無法提供，具體犯罪證據的，也不需要承擔受笞的風險，然而官府卻有理由不受理案件。盜割牛舌案，大致可以歸納到被盜案件之類，報案人很明顯並不知道是誰割了牛舌，雖然不必擔心受笞五十的懲罰，但是並不能保證官府一定會立案，因為為了防止誣告，宋朝法律規定了，官員不能受理存疑的案件，不過宋朝法律又補充說，即使官府立案，倒也不會承擔違法立案的風險。在本案中，包拯讓苦主把牛殺了，再拿到集市上去賣，很明顯已經受理了案件，對於這個可立可不立的案件，包拯的勇於任事的精神值得讚揚。宋真宗在天禧元年，就曾規定訴事必須幹己、佐證明白，否則不允許立案，可能本意也不是違背有案必立、有冤必申的原則，而是因為由於年代久遠，加上刑偵技術有限的原因，受理了案件也無法查明，久拖不決會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包拯破案的思路問題

既然包拯受理了此案，是因為他有信心破案，還是草率為之呢？我們來一下包拯的破案思路。首先包拯斷定，盜割牛舌的兇手，一定是與苦主有仇的人，牛被割掉舌頭一般不會致死，不會造成耕牛死亡而獲大罪，說白了就是要給苦主一個教訓。如果看到苦主賣牛，有親手把苦主送進牢獄，且自己能獲得賞錢，這樣損人利己的機會，兇手一定不會放過。無論是在司法界，還是在民間社會中，都有一個共識，第一嫌疑人往往都報案人，所以包拯授意苦主回家殺牛，然後以逸待勞，坐等兇手送上門來。那麼問題就來了，包拯怎麼能肯定，苦主殺了牛，兇手就會來報案呢？這就要談談宋朝另外一個法律規定了，牛不能擅自宰殺，除了不能故意宰殺、誤殺、盜殺他人的耕牛，連自己的耕牛也不能擅自宰殺，違者將會受到徒一年的懲罰。

其中的漏洞與不確定性

為了提高這個法律執行的效率，宋代還鼓勵百姓告發殺牛的行為，《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舉報他人擅殺耕牛，獎勵五十到一百貫錢，可謂是舉報有重獎。包拯推斷割牛舌的兇手，可能是苦主的仇家，如果仇家得知苦主擅自宰殺了耕牛，很可能會為了得到賞錢，從而舉報苦主，然後包拯再抓獲這個報案人，那麼案件就告破了。然而關於包拯這個破案的過程，其實有很大的漏洞，盜割牛舌的兇手，可能是與苦主有仇的人，但也不排除是與苦主沒有關係的人所為，而且苦主殺牛之後，兇手不去報案怎麼辦？就算有報案人，除了可能是兇手，也保不齊是清白無辜之人，也想將殺牛的人送進大牢，自己得到賞錢。

宋朝審案的三個步驟

所以包拯的破案方法，其實是在賭，在多種可能性之中，押注到其中一種，並斷定這就是兇手的犯罪路徑。但有賭就有輸，如果包拯賭輸了呢？報案人拒不認罪該如何是好？不過這件案子的結果，證明我們是多慮了，如包拯所言，苦主殺牛販賣之後，兇手現身舉報，並且心理不夠強大，被包拯一句話就突破了心防，接著就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盜割牛舌案件至此告破。但是我們還要補充一句，舉報人拒不認罪怎麼辦，反正包拯也沒有確切的證據，如果如此，包拯就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深審案。首先是五聽問案察言觀色。宋代法律規定司法官員，要具有明察秋毫的能力，能夠從犯罪嫌疑人的言談舉止中，抓住突破口。包拯很幸運，在這第一步中，就擊潰了兇手的心理防線。

第二步分析證據審查事實

而如果兇手內心強大，未被包拯攻破心理防線，那就只能進行到第二步，透過分析證據查出事實。《宋刑統》規定司法員應該查明證據分析案情，核驗嫌疑人的口供反覆對比，證明其中真偽，這是司法審理的必經程式。如果沒有進行這些工作，就開始對嫌疑人刑訊逼供，那麼司法員就會構成違法，按律當杖六十。宋代法律還有了零口供製度，如果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而罪犯拒不認罪，司法員可根據證據做出有罪判決。不過很可惜，盜割牛舌案並不適用於零口供製度，因為本案除了受害人和他的牛之外，就沒有其他證據了，達不到零口供定罪的條件，所以就只能進行到第三步。

第三步“人性化”刑訊逼供

第三步就是最後的手段刑訊逼供。在古代由於刑訊技術低下，刑訊逼供是一個不得以的辦法，不過也受到法律的嚴格規範。《宋刑統》規定，在審查證據分析案情之後，仍然不能斷決之時，需要進行拷訊。刑訊逼供也要按照規定進行，兩次刑訊的間隔，要在二十天以上，刑訊的總次數，也不得超過三次，實施的仗刑不得超過二百下。如果這些刑訊全部進行完，仍然沒有招供，在被殺被盜之外的案件中，就要刑訊報案人這一方，如果仍然沒有結果，就要將嫌疑人釋放。宋代關於刑訊逼供的規定，還是很人性化的，所以僅靠刑訊獲得口供，並不能查出案件中的事實，只是在考驗嫌疑人抗不抗揍罷了。再回到盜割牛舌案件，如果報案人是兇手，他扛過了第一步，且非常抗揍，那麼包拯也不能將他奈何，多半會後悔受理此案。

本案包含耐人尋味的案中案

然而在這個案件中，還有一個十分耐人尋味的案中案，馮夢龍在《智囊》中只講述了這個故事，卻沒有做出評譯，就是為了給人留下遐想的餘地。為了引出真正的兇手，包拯授意苦主殺牛，為何兇手會急著跳出來呢？這是因為前文提到宋代禁止殺牛，也包括自己的牛。苦主聽從了包拯的計策，殺了自己的牛，按律當徒一年，那麼包拯有沒有對苦主做出懲罰呢？史籍並沒有記載這個問題的答案。不過按照常理推測，包拯未必會對苦主依法治罪，否則他自己也會犯了教唆之罪。這是不合法的行為，況且為了抓住一個不算太大罪的罪犯，包拯讓被害人冒著徒一年的危險，這樣辦案很明顯不合理。

尾聲

依照史籍的記載，智破盜割牛舌案，是包拯為官的“高光時刻”成名之作，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使用了不可複製的一次性方法，這被南宋官吏鄭克，歸納到《折獄龜鑑》“鉤慝之術”中，意思就是勾引奸細，推測是苦主仇家所為，所以引蛇出洞誘使罪案落網。古代關於包拯的史記，無一不收錄了這個經典故事，不過我們分析此案，發現了其中有很大的漏洞，與案中之案，史籍記錄此事，本意是為了塑造包拯斷案如神的高大形象，但對敘事與邏輯有很大的疏忽，反而將包拯塑造成，一個衝動、知法犯法的賭徒法官，所以馮夢龍在《智囊》中沒有進行評譯，留給後人自行體悟其中滋味。

【參考資料：《智囊》，《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