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簡九歌被獄虯吞噬了嗎

文 ｜ 陳昂

《九歌圖書畫》 卷 （區域性），宋，佚名（舊說為北宋張敦禮）

作為楚地的詩歌，隨著楚國的滅亡，楚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是在民間流傳，情形大約如東漢學者王逸《楚辭章句》所云：“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最早整理楚辭的應是淮南王劉安，因劉安都壽春，正是楚國古都，所以對楚辭的整理條件得天獨厚。他還為屈原作傳，部分內容被司馬遷寫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

若《離騷》者，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劉安在前半段讚揚了《離騷》是符合儒家審美觀的政治諷喻詩，後半段肯定了屈原的人格，並推崇他的辭賦。他突出地肯定了屈原辭賦的社會思想內容，認為它符合當時的主流文化，從而確立了楚辭的地位。

但是，當我們今天回眸凝望，會發現劉安只肯定並強化了楚辭的一個方面，卻忽視了楚辭中的另一面——可能是最有價值的一面——深沉的情感及其對現實困境的超越性。這是為何？

其原因就在於，劉安的時代已經確立起了社會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並建立起了一套以儒家詩教為核心的文化審美體系，而相對儒家文化而言，楚辭是一種異質文化，社會對楚辭的接受必須建立在對楚辭的重新認識基礎之上。

劉安在當時刻意突出了屈原的忠誠和諷諫，使楚辭在當時儒家詩教“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詩大序》）的標準中有了立足之地，但他的解釋方式也頗有牽強，以至於激起東漢班固的指責，他在《離騷序》中說：

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

班固的評價確有其道理。屈原是一個極其個性化的人物，他的情感是不受節制的，他的憤怒是不加以隱藏的，他的抒情方式更是偏離了儒家的規諫、比興之道，是虛無縹緲的。儒家政治倫理化了的“詩教”理論要求“溫柔敦厚”，屈原當然與之格格不入。

一直到王逸，楚辭才真正在文學史上立穩了腳跟。

作為屈原“同土共國”的後輩，作為著名的儒家學者，王逸深刻地認同楚辭，也非常明白在當時儒家文化的要求下需要對楚辭做出怎樣的收編改造工程。因此，他從三個方面做出了努力。

一是渲染忠君意識。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經敘》中說：

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 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王逸把忠君意識和人格精神合在一起，從屈原的文辭中發掘出忠君意識，如將《離騷》中“靈脩”解釋為楚王，用君王取代神的地位，這正是歷代皇帝的夢想。這樣《離騷》就成了政治抒情詩，屈原成了儒家詩教的典型人格：

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在此基礎上，王逸就可對班固的吐槽進行“反懟”：

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

可見，王逸對楚辭進行了自覺的改造，將楚辭納入儒家文化的認同之中。

屈原雕塑

其次是比附儒家經典。在漢代，儒家經典是衡量一切文獻價值的標準，楚辭只有被納入儒家經典的體系之中，才可能在儒家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王逸當然知道這點，他在《楚辭章句·離騷經敘》中巧妙地建構了楚辭和儒家經典的相關性：

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

王逸的解釋當然有牽強附會、隨意比附之處，但他使屈原和儒家經典的關係發生了親近的聯結，在兩個體系之間搭起了橋樑，使得楚辭進一步被儒家文化接納具有了文字基礎。

最後就是改造宗教神話。在班固的批判裡，楚辭“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是一大重罪。須知“子不語怪力亂神”是儒者的信條，楚辭中充斥的“虛無之語”該當如何改造，成了楚辭被儒家文化接受的一大難關。王逸的方法非常聰明，他在具體的註釋中隨處“修正”這些意象，而“修正”的指導精神就是歷史理性——將神話歷史化。這正是儒家所希望的。

如《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所說當是《山海經·海內經》所記“帝俊賜羿彤弓素繒，以扶下國”的神話， 而王逸卻釋為：“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弒夏後相者也。革，更也。孽，憂也。言羿弒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天問章句》）作為天神的羿被他解釋為夏時的有窮后羿，一段古老的神話被改造為一段歷史，這種做法在《楚辭章句》中比比皆是。經此改造，楚辭中“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的“虛無之語”，終於在歷史中找到了落腳點，而這正符合由原始文化過渡到理性文化的歷史趨勢，符合以歷史理性為重要特徵的儒家所進行的“神話歷史化”的文化改造運動的需求，使楚辭邁過了進入儒家文化體系的重要一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