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在天寶十四載起兵於幽州，安史之亂爆發，叛軍一路進攻太原，另一路在安祿山的親自統率下南下河北平原，攻下東都洛陽，接著又攻陷長安。儘管唐軍此前已收復京師長安，對於唐廷而言，當時的形勢仍然岌岌可危，為了更有效地抵禦安史叛軍，唐廷決定在要衝之地設定方鎮，在原來的河東地區分置了河東、澤潞、河中三個藩鎮。與此同時安史叛軍和唐軍在河東地區展開了拉鋸戰。

河東地區作為與安史叛軍交戰的前沿，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再者河東作為唐朝的發祥地，不僅有深厚的政治意義還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一旦此地失守，安史叛軍可以從河東和河南地區大舉向西進軍，長安就會陷入夾擊的狀態。

崔瑞德先生也曾指出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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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叛軍最初的勝利階段，它以叛軍在憧關的進攻受阻和勤王軍在叛軍後方河北的起事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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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叛軍佔優勢及其軍事力量和地域控制處於鼎盛階段。”可知在至德二載，安史叛軍勢力正處在巔峰的階段，唐廷所能想到解決燃眉之急的有效方略就是在要衝之地設定方鎮，河東地區作為與安史叛軍交戰的前沿陣地，首當其衝就是增設方鎮，因此河中鎮的設立年代應該是在至德二載。

至於此後先後任命趙訛、王嶼、崔寓為蒲同歌三州節度使或蒲同絳三州節度使，正是為了加強對關中地區的防禦，其中蒲同孩三州節度使一職還具有防禦關於東大門撞關的作用。

不論在河中設防禦使還是節度使，其官名有

“河中”字樣或沒有這一字樣，河中地區有方鎮之置，都應在這一時期。以防禦使為長官與節度使為長官，只是等級高下的不同，均可視為方鎮。

地理與交通

河中地區的地理範圍在唐五代時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至德二載初置節鎮時，轄蒲、絳、慈、矚、晉、同、歌七州，地跨三省之地；乾元二年，僅領蒲、同、擄三州之地，仍跨三省，但轄地範圍卻大大縮小了；唐德宗興元初，李懷光的朔方軍駐河中時，同州內附唐廷，僅有六州之地。此後，領州多少，變化不一，並於光啟元年改名護國軍，然治所始終在蒲州。

地理概況

河中鎮的轄區雖然變化頗大，但有一點卻始終不變，即其核心區域一直在今山西省西南部，並以蒲州為中心，因此論述其地理概祝時即以此為準。其地理特點是西部與南部皆有黃河為屏障，中條山位於其南面，

“其山中狹而延裹甚遠，因名。亦曰薄山，又名雷首山。”其主峰是雪花山，海拔

1994

米，東北端與王屋山、烏嶺山相接。

河中地區的戰略位置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條山之故，其向北俯瞰著晉南，向南瞰視中原大地，不僅是洛陽與憧關的屏障，也拱衛著長安與西北地區。河中境內既有盆地，又有山區，汾水自北流向西南，縱貫其境，此外，還有諫水、儈水、絳水、古堆水等河流，因此農業比較發達。

唐五代時期河東通往關中必須渡過黃河，其渡口主要有蒲津與龍門，由於前者有浮橋橫跨黃河，故最為便捷，而這兩個津渡皆在河中地區境內。所謂

“南通汁、洛”，是指穿越中條山幾處險峻的峽谷，然後渡過黃河，可達中原地區洛陽、沐州；“北阻晉陽”，是說其可以阻斷自太原進入關中之道。

太原為河東的政治中心與軍事要地，是唐朝的所謂龍興之地，有唐一代，其要進行關中與唐廷聯絡，則必須經過蒲津與龍門，因為黃河自今內蒙古折向南，一路奔騰而下，這兩處渡口以北河岸陡峭，水流湍急，沒有適合作為渡口的地理條件，只能從這兩處渡口過河。

由於河中地處唐朝的西都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唐朝將蒲州與關中的同州、華州、岐州劃為近徽

“四輔”之一，又把河中的絳州劃為天下要衝的“六雄”州之一。在唐朝抵禦東來之敵時，河中地區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其中重要的關隘便是蒲津關，被唐政府列為上關。其餘諸關為中、下關。凡是河北、河東向西進入關中，必經此關。故嚴耕望說

：

其是“河東、河北陸道西入關中之第一鎖鑰。”

無論是從軍事或者社會經濟的角度看，蒲津關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通常認為漁關是關中東面的屏障，這主要是指其扼守長安至洛陽的大道，如果從防禦整個東來之敵的角度看，則蒲津關與漁關具有同等重要的軍事意義。

此外，河中地區生產的糧食對京師長安亦具有重要的意義，早在隋代就

“槽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至唐代這種趨勢一直沿續未變。河中所生產的池鹽不僅供給京師之需，更是供應了整個北方地區，在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蒲津渡與蒲津橋

河中地區在唐五代時期之所以佔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除了中條山外，蒲津關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其位於蒲州以西的黃河東岸，也叫臨晉關。蒲津關不僅是一個險要的關隘，也是黃河中游的一個古渡口，稱蒲津渡，渡口架有橋樑，稱蒲津橋。

唐朝定都長安後，這裡是通向東部和北部地區的必經之地，顧祖禹指出過蒲津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即指蒲津渡。因為蒲津渡連線著今陝西、山西兩地，故日

“橫秦晉”。唐玄宗開元年間，在蒲州設立河中府，府城的西門外即為蒲津渡。唐朝的官騷大道以長安為中心，共有東西南北四條，其中一條“北至太原，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指透過蒲津渡的這條大道。這條道路不僅通向太原，還承擔著與河北地區的交通，如果說河中地區是連結西北、中原、華北的樞紐之地，蒲津橋則是這一關鍵地區的鎖眼。

蒲津渡作為交通要衝，歷史上很多朝代都在此修建過浮橋，其肇始於春秋時魯昭公元年，是我國建橋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座橋。其橋連線了黃河西岸的朝邑縣與東岸的河東縣。關於朝邑，茅以升先生在其名著《中國古橋技術史》一書中指出

：

“黃河上，戰國時代秦國在蒲津幾次修建浮橋，都是為了進攻韓、趙、魏諸國，企圖完成統一大業。後魏時，齊獻武王高歡在蒲津建橋是為了進攻西魏。”可見橋樑不僅對發展經濟與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還與軍事有著密切的關係。欲想更好發展交通事業，就必須修築更多的道路，興建更好的橋樑。

唐玄宗開元年間，為了加強北方的統治，在提升河中府地位的同時，決定改建蒲津橋。此處黃河河床雖寬，但水流平緩，適合建橋，歷代所建之橋大都為竹索橋，容易損壞。

蒲津橋建成後，兩岸的水陸運輸更加繁忙。

交通條件

河中鎮的治所為蒲州，是河中地區包括整個河東道諸州與京師長安聯絡的樞紐。自太原南下，沿汾水河谷，經汾州一介休一靈石一霍邑一洪洞一晉州一絳州，折向西赴河津龍門，渡過黃河，進入關中；或從絳州向西南至蒲州，這是河東道赴長安的主要幹線。從這裡赴長安有兩條道路，水路是由河入渭，沿渭水西向，乘船直達長安。

這是一條由河中進入長安的最佳通道，河東諸州運送糧食以及大宗貿易商品，多是透過這條水路進入長安。陸路則是穿過蒲津橋，進入關中，經朝邑一同州一下邦一棟陽一高陵一徑陽，經中渭橋入長安；或者在高陵經東渭橋，沿著京、都騷道向西進入長安。

河中南通汁洛，則必須穿過位於其東南的中條山，具體地說就是透過虞坂與白徑兩條道路。到達安邑與夏縣後，再往蒲州就沒有險阻了。反之，從蒲州經大陽津渡過黃河，至陝州後，則可以沿著京、都騷道到達洛陽，再向東直達汁州。

河中與上黨的交通道路，需要越過烏嶺山，具體走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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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蒲州向東北，經安邑一聞喜一絳州一臨汾，再折向東，經神山縣，翻越烏嶺山，抵達冀氏縣，再經長子縣，可達潞州。武宗會昌三年用兵平定澤潞之叛時，但是李彥佐進軍遲緩，武宗遂命石雄代替李彥佐為招討使，可知這條道路可以直達潞州。從潞州穿越太行同之穴徑經林慮縣，可以到達河北道的相州。也可以自潞州南下，經高平、澤州、懷州，抵達孟州，進入洛陽。

河中與河北中部諸州亦有道路相通，具體走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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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蒲州至太原，折向東，經榆次、壽陽、娘子關，穿越井徑口，到達石邑，然後抵達鎮州。這條道路在唐軍與河北的安史叛軍作戰時，比較頻繁地走這條道路，如天寶十五載二月，“李光弼、郭子儀將兵東出井隆，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進取郡縣十餘”，不僅唐朝如此，其實歷代王朝均將這條道路作為進出河北的主要道路。

河中也可與塞外相通，仍先從蒲州至太原，然後北上，經陽曲，越石嶺關、忻州、朔州、雲州，再向北穿過長城，可達單于都護府，然後可至大漠南北。自古以來，北方少數民族侵擾中原，中原王朝北上用兵討伐，這條道路是常走的路線之一。這條道路也是有唐一代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出使唐朝，進出長安，其使團常走的道路，因此其在外交方面也具有較重要的意義。

正因為河中地區具有如此便捷的交通條件，其道路可謂四通八達，再加上形勢險固，物產較豐，所以唐代大曆年間，宰相元載力薦建中都於河中府，這一段話將河中地區優越的地理位置說得十分清楚了，也說明唐王朝對河中地區是十分重視的，從政治、軍事、地理的角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