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宰相採用委員制,委員制是什麼

採寫｜張弘

西安大明宮遺址公園。（來自視覺中國）

前不久，歷史學者樊樹志的《圖文中國史》一書面世。為寫作本書，樊樹志先生反覆推敲，確定了最後的框架和結構，兼顧點線面，在朝代系統的結構下，選擇若干專題重點書寫，儘量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並且深入淺出。

此前，樊樹志先生給本科生講了幾十年中國通史課程，先後寫過兩本相關的圖書：《國史概要》和《國史十六講》。因此，《圖文中國史》的寫作具有前期積累，書中引用了前輩學者張蔭麟、楊向奎及國外學者李約瑟、費正清等人的觀點，也吸收了當代學者李伯重、彭慕蘭等人的研究成果，努力“把前兩書的精華，用新的眼光加以提升”，其中包括古人類起源、農業革命、封建的本意、大航海時代中國在全球化貿易中的地位等。

不難看出，樊樹志對中國歷史包含著溫情與敬意，做同情之理解。就本書的寫作特色、相關論點，以及樊樹志教授近年來從事的晚明研究，《燕京書評》採訪了他。

樊樹志，1937年出生於浙江湖州，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留校任教，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專攻明清史、中國土地關係史、江南地區史。代表著作《中國封建土地關係發展史》（1988）、《明清江南市鎮探微》（1990）、《萬曆傳》（1994）、《崇禎傳》（1997）、《國史概要》（1998）、《晚明史（1573－1644年）》（2003）、《權與血：明帝國官場政治》（2004）、《國史十六講》（2006）、《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2007）、《張居正與萬曆皇帝》（2008）、《明史講稿》（2012）、《明代文人的命運》（2013）。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

制度的追問：從封建制到郡縣制

燕京書評：《圖文中國史》通俗易讀，框架結構也很有特色，讀完之後很有收穫。但我感覺，本書對中國史缺乏一種總體性的縱向把握——即你自己的看法和解釋，或者說是一根串起歷朝歷代的邏輯線。比如，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就有自己非常鮮明的觀點。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那麼，你對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看法是什麼？

樊樹志：

謝謝你的採訪，很高興回答你的問題。你很仔細閱讀了《圖文中國史》，提出了有深度的問題，這樣的採訪互動，有助於書評向縱深推進。

先談你所說的對於“對中國史缺乏一種總體性的縱向把握”。本書是一本簡明讀物，由將近兩百幅圖片和十四萬字組成。我在後記中作了說明：“目前各位看到的，是反覆推敲後確定的框架和結構，要點是兼顧點線面，在朝代系統的架構下，選擇若干專題重點書寫，儘量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力求深入淺出。我的目標是簡明而不膚淺，專精而不枯燥，寫一本社會大眾看得懂又喜歡看的歷史讀物。”因此，不宜在本書中作過多的理論分析，這一點同我的《國史概要》和《國史十六講》是不一樣的。

你提及陳寅恪先生的觀點，我已關注到。本書第八章“宋：繁榮和創造的黃金時代”，專門寫了一節“‘唐宋變革論’——近世史的發端”，我贊同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認為是中國“近世史的發端”，並且用“名符其實的商業革命”和“巔峰狀態的科學技術成就”兩節，加以說明。為了增強“唐宋變革論”的說服力，引用王國維和陳寅恪兩位大師的金句，在書中寫道：“其實，幾十年前，王國維就曾說過，宋朝的科學與文化，是之前的漢唐，之後的元明望塵莫及的。陳寅恪也說，中華民族的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演進，到宋朝登峰造極。”

至於你所說，對於中國歷史“總體性的縱向把握”，“對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看法”，很難一一列舉，上述“唐宋變革論”就是一種，其他的“看法”可以在以下的問題中逐一說明。

燕京書評：從黃帝到堯、舜、禹時代，權力的傳承在政治學中可以算是精英制，聯盟議事會推舉領袖。大禹有了私心，把權力傳給自己的兒子啟。家天下的世襲統治一直延續到清末。這與古希臘的直接民主制頗為不同。是否可以說，在文明的源頭上，中華文明和希臘文明就有根本性的不同？你如何看待這種區別？

樊樹志：

我的看法在第一章第四節“從‘大同’到‘小康’，從‘公天下’到‘家天下’”，做了簡單的說明。以往的中國通史著作，較少從這個角度講述史前史與傳說時代，我在1998年出版的《國史概要》中專門列出一節“從大同到小康”，其主旨是闡明孔子在《禮記·禮運》中關於大同與小康的論述。

本書沿用這種寫法，對孔子的兩段論述，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與“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進行分析；並且在後面評論道：“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在追述遠古時反映出來的歷史觀，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觀主義。他們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最為糟糕，稱為‘亂世’。稍往前推移的夏商周，則是‘小康之世’，雖不甚理想，但比‘亂世’要好多了，所以是‘小康’。‘小康’之前是一個理想社會，稱為‘大同’。歷史學家呂思勉說得好：‘在大同之世，物質上的享受，或者遠不如後來，然而人類最親切的苦樂，其實不在於物質，而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大同時代的境界，永存於人類記憶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諸子，亦無不如此。’無怪乎，康有為要寫《大同書》，孫中山要把‘天下為公’‘大同’作為畢生追求的理想。”這當然也是我對中國歷史“總體性的縱向把握”，“對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看法”。

你希望我把中國與希臘對比，非常抱歉，由於本人知識結構所限，不敢妄加議論。

北京孔廟國子監孔子像。（來自視覺中國）

燕京書評：原來我們總說中華文明5000年，《圖文中國史》引用高蒙河教授對良渚古城一直的評價證實了這一點。但是，易中天教授引用了考古學者鄒衡等人的研究成果，從二里頭文化開始算起，其對“中國”誕生史的狹義解讀，將中華文明史的開端限定於3700年前。你對此有何見解？

樊樹志：

關於中華文明史的起點，歷來有爭議。西方學者懷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主張中華文明史從殷商開始。你所說的有人主張“將中華文明史的開端限定於3700年前”，其源蓋出於此。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展開，取得了科學的考古成就，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說法取得了歷史的實證。

我在本書第一章第五節“良渚·陶寺·二里頭”，對此作了深入淺出的說明，中華文明五千年的說法並非泛泛之談，是有確切的科學根據的。我在書中寫道：“2019年7月6日，在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良渚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高蒙河教授表示：‘國際學術界曾長期認為中華文明始於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後的殷商時期，良渚古城列入世界遺產，意味著中華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於距今五千年前，終於得到了國際承認。’2019年7月7日《文匯報》第一版報道此事，大標題赫然寫道：‘良渚古城遺址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

需要說明的是，這並非高蒙河教授一個人的看法，而是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普遍的共識。陶寺遺址的發現，其意義不下於良渚遺址。陶寺宮城遺址的發現，堪稱迄今國內發現的史前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都邑遺址，對於論證國家的形成有巨大意義，最令人驚豔的是觀象臺遺址十三個柱子之間的縫隙，是先民根據陽光透過縫隙照射到圓心點來觀測天象，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這個觀象臺形成於四千多年前，比英國巨石陣觀測臺早了將近五百年。至於二里頭遺址，大體與夏朝相當，證實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中華文明的探源，還可以繼續探討下去，不同學派還可以繼續爭鳴。

《圖文中國史》，樊樹志著，中華書局2020年10月版

燕京書評：本書第39頁談到了封建，並引用顧頡剛、傅斯年的對話，區分了西周封建與西漢封建的區別。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著眼於共同體的權力結構，強調封建制度之下，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而專制制度（郡縣）之下，皇帝是所有人的主人。如果按照秦暉教授的觀點，著眼於共同體內的權力關係，則歐洲中世紀與周代封建相同，你怎麼看？

樊樹志：

關於“封建”問題，說來話長。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焦點集中於“封建社會”始於何時，出現了各種觀點，如“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魏晉封建說”等。後來又有“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的討論。進入新世紀，學術界反思這一問題，對長期沿用的“中國封建社會”觀點，提出顛覆性的意見。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侯建新《‘封建主義’概念辨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以及馮天瑜《“封建”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歷史學界為此舉行全國性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成侯、馮二位的意見：秦漢以後不是封建社會。

其實這並非新觀點，幾十年前，老一輩歷史學家顧頡剛、傅斯年、錢穆、呂思勉都認為秦漢以後不是封建社會。本書第三章第一節“‘封建’的本意——‘封邦建國’”，對此有一個簡要的說明。1926年，顧頡剛寫信給傅斯年：“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傅斯年在回信中，對顧氏“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觀點，表示贊同，進而分析道：“西周的封建，是開國殖民，所以封建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西漢的封建是割裂郡縣，所以這時的封建但是一個地理上之名詞而已……封建之為一種社會組織，是在戰國廢的，不是在秦廢的。”

關於這個問題講得最為透徹的是黃仁宇，他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指出：“很多現代中國的作者，稱之為‘封建社會’，並且以此將它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相比擬，其結果總是尷尬。徵之中國傳統文獻，‘封建’也與‘郡縣’相對，所以將漢唐宋明清的大帝國、中央集權、文人執政、土地可以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郡縣制度稱為封建，更比擬為歐洲的feudal system，就是把這些歷史的大前提弄錯了。”

本人贊成以上諸位先生的觀點，封建社會存在於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秦漢以後不是封建社會。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封邦建國的封建體制與中央集權的帝國體制截然不同。雖然此後也有“封建”的殘渣泛起，畢竟已經告別封建時代，進入了帝國時代。這當然是我對於中國歷史“總體性的縱向把握”，“對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看法”，不知你以為如何？

燕京書評：中國自秦代以後，一直陷入專制的怪圈，“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週期率一直延續到清末，裡面的深層因素是什麼？

樊樹志：

這個問題前幾年曾經熱鬧過一陣，從一位知名人士的一段話引申開來，一直延展到所謂的“黃宗羲定律”（我很懷疑是否真有這個定律），一時間甚囂塵上，其中不乏似是而非的誇誇其談。歷史研究講究把事件放到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進行具體分析，切忌籠而統之、一錘定音。我對“週期率”和“定律”之類讜論宏議，一向敬而遠之，所以無話可說。

至於所謂“中國自秦代以後，一直陷入專制的怪圈”云云，似乎經不起推敲。錢穆在《國史新論》說：“漢代宰相是首長制，唐代宰相是委員制。最高議事機關稱政事堂……凡遇軍國大事，照例先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中書省屬官）各擬意見（五花判事），再由宰相（中書省）稽核裁定，送經皇帝畫敕後，再須送門下省，由給事中（門下省屬官）一番複審，若門下省不同意，還得退回重擬。因此必得中書、門下兩省共同認可，那道敕書才算合法……皇帝不能獨裁，宰相同樣不能獨裁。”我在第六章第一節“貞觀之治——‘天可汗’的太平盛世”中，引用了這段話，然後點評道：“皇帝、宰相都不能獨裁，就是巧妙的權力制衡。”錢穆講這番話有明確的針對性，他說：“近代中國的學者，偏要說中國的傳統政治是專制是獨裁。而這些堅決主張的人，同時卻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從不肯細心研究一番的人。”錢穆的警句，對於重複老生常談，無疑是當頭棒喝，對於今日反思這個問題也不無啟迪意義。

周公畫像。（來自視覺中國）

思想與文化：禮和樂要結合起來看

燕京書評：《圖文中國史》41頁解釋說，禮的本質或確切含義是異，用來區分社會各等級的身份差異，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之間，各有各的行為規範，這種禮，規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上下尊卑的關係，不得有所逾越。另外，周公是統治集團的領袖，他制定的禮，無疑也具有維護王權統治的用意。是否可以說，禮是王權專制主義統治民眾意識形態中的重要部分，以維護家天下的統治？

樊樹志：

書中有一節“周公‘制禮作樂’與禮樂文明”，意在強調禮樂文明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意義。歷史學家楊向奎在《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一書中，意味深長地說：沒有周公就不會有武王滅殷後的一統天下，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此所以孔子要夢見周公，稱讚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如你所說，禮是用來區分貴與賤、尊與卑、長與幼、親與疏的身份差異。但是，一個社會只講差異，不講和同，就無法和諧。周公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在“制禮”的同時，又“作樂”，使得“禮”和“樂”相輔相成，或相反相成。我在書中引用《禮記·樂記》的話加以說明：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

書中點評道：“周公的治國之道，是在強調等級差異的同時，也強調人與人的和同，在有差別的社會中，盡力營造無差別境界。這是孔子和儒家最為津津樂道的理想境界。”正如《禮記·樂記》所說：“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因此，孔子對周公的“制禮作樂”崇拜得五體投地，對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極為不滿，他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對“禮崩樂壞”的怒吼。

你對“禮”的看法也有道理，如果能夠把“禮”和“樂”融為一體，就比較全面客觀了。

《竹林七賢》，清代楊柳青年畫。（來自視覺中國）

燕京書評：戰國時代百家爭鳴，齊國的稷下學宮彙集了各派學者。齊國崇尚黃老之學，但並不排他，齊宣王對孟子禮賢下士。這樣的情景，從秦代到清代滅亡再也沒有出現過，為什麼？

樊樹志：

戰國時代，伴隨著政治經濟方面激烈而深刻的變革，出現了各種思潮學派的交鋒與激盪，出現了群星燦爛的百家爭鳴局面，彰顯出思想火花的無窮魅力。當時文人學士遊說的風氣很盛，一個很平凡計程車（知識分子）透過遊說，一旦獲得國君賞識，便可提拔為執政大臣。齊宣王多次向孟子問政，甚至像征伐燕國這樣重大的軍機，也徵求孟子的意見。後來孟子想離開，齊宣王百般挽留，打算給他豪華的住宅和優厚的俸祿。這樣禮賢下士的風度，令後世文人學士豔羨不已。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秦帝國建立以後，形勢發生了變化。秦始皇把法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把法令當做統治者意志，強調“以法為教”和“以吏為師”，對以古非今的輿論，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運用政權力量控制意識形態，是法家的發明，商鞅、韓非、李斯都精於此道。秦始皇根據他們的理論，用“焚書坑儒”的手段控制意識形態，並不成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用功名利祿來引誘士人——只有精通儒家經學才可以進入仕途，把士人的聰明才智束縛於儒家經學之中，專注於詮釋章句，而無暇旁顧，終於達到了目的。他的這套衣缽，為後來很多治國者所繼承。所謂“霸王道雜之”，王道（儒術）與霸道（法術）兩手並用，也就是功名利祿與文化專制雙管齊下。你提的問題是不是可以從中找到一些解釋了？

燕京書評：《圖文中國史》寫到了魏晉風度和竹林七賢，在晉代的暴力和恐怖統治之下，竹林七賢佯狂放縱，以圖自保，內心的抑鬱表現為外在行為的驚世駭俗。這使我想起了希特勒統治之下的一些德國知識分子，他們陷入了“內心的流亡”。兩者似乎頗為相似，兩者都是由政治壓迫引起。你如何看待這種“最是文人不自由”（陳寅恪詩）的現象？

樊樹志：

“竹林七賢”所體現的魏晉風度，令人敬仰。他們對司馬氏政權不滿，不願同流合汙，又難以公然對抗，不得已採取非暴力的不合作態度，放浪形骸，特立獨行。我很欣賞木心的議論，在書中說：“旅美作家木心在《哥倫比亞的倒影》中，筆底頗帶感情地寫道：‘滔滔泛泛之間，魏晉風度寧是最令人三唱九嘆了；所謂雄漢盛唐，不免臭贓之譏；六朝舊事，但寒煙衰草凝綠而已；韓愈李白，何足與竹林中人論氣節。宋元以還，藝文人士大抵骨頭都軟了，軟之又軟，雖具鬚眉，個個柔弱無骨，是故一部華夏文化史，唯魏晉高士列傳至今擲地猶作金石聲，投江不與水東流……’這樣汪洋恣肆的品評，於偏激中閃現獨具隻眼的史識，木心端的是在‘三唱九嘆’了。”在動盪的亂世中，“竹林七賢”身上那種非暴力不合作態度，難能可貴，再三回味，參透“最是文人不自由”的弦外之音。

燕京書評：趙匡胤指示後代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而科舉制也培育出一個相對獨立計程車大夫階層。中華文明在宋代達到最高峰，與此有著怎樣的關係？

樊樹志：

本書第八章第一節“‘唐宋變革論’——近世史的發端”，談到過這一點。宋朝較之此前的唐朝，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所以說它是由中世進入近世的發端，文官政治取代貴族政治，是其中的一個標誌。

我在書中寫道：“宋史專家虞雲國論述宋朝士大夫的地位時，特別提及宋太祖趙匡胤在太廟‘誓碑’中，指示子孫‘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他分析這一現象，呼應‘唐宋變革論’……唐宋之際社會變化在社會階級關係上的直接後果，就是憑藉科舉制培育出一個相對獨立計程車大夫階層。這一階層形成以後，勢必要進入官僚統治圈，表達自己的訴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說‘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既是這種社會變化的反映，也進一步在政策上推動著這種變化。”虞雲國的見解可以參看《虞雲國談宋代士大夫與政權》（《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7月31日）。

明代畫家徐渭《山水人物圖冊》之八。（來自視覺中國）

晚明中國與世界，也有開放的一面

燕京書評：《晚明大變局》強調，在經濟是中國經濟自上而下地融入世界貿易體系【句子不順】。有人認為，晚明中國參與世界經濟本身存在偶然性，中國對外貿易存在著顯著的被動性，即使走私貿易與海盜貿易也是如此。從原因上說，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程度基本取決於兩個因素：在國內，政府對國際貿易封禁的程度；在國外，中國手工業水平與國外的差距。《晚明大變局》認為，晚明必然融入世界貿易，其實質只不過是國內中央集權統治力衰微，以及國外生產力水平低下兩方偶然的結果，並非朝廷主動的行為。你怎麼看？

樊樹志：

對於晚明中國從經濟、文化、科技、宗教等方面融入世界，不同的學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讀，這原本是學術研究題中應有之義，百家爭鳴嘛。《圖文中國史》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吸收了《晚明大變局》的一些內容，所以在此作點說明。

15世紀末16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進入了大航海時代，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隨著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荷蘭商人先後來到中國沿海，進行走私貿易。一些有識之士看到了天下大勢，建議朝廷開放海禁，朝廷接受了這一建議，宣佈開放海禁，以適應全球化貿易的大趨勢。於是乎出現了以廣東澳門為中心的全球貿易航線（跨越印度洋、大西洋前往歐洲的航線），以及以福建月港為中心的全球貿易航線（跨越太平洋前往美洲的航線）。開始是被動捲入的，我在《晚明大變局》中稱為“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但後來逐漸化被動為主動，大量精美的中國商品（生絲、綢緞、棉布、瓷器等）源源不斷出口，換回鉅額白銀貨幣，促使東南沿海經濟日趨繁榮。西方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說：“‘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他還說：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透過貿易途徑流入中國的白銀貨幣，約佔全世界白銀貨幣總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這樣耀眼的輝煌，很難用“被動”或“偶然”來形容。

我的晚明大變局觀點，毫無疑問是對中國歷史“總體性的縱向把握”，也是“對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看法”。

燕京書評：《晚明大變局》認為，晚明就已經開始現代化。但本書並未提及黃仁宇對於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對於明代洪武財政制度問題也缺乏探討。僅僅以商業的發達、思想的開放、中外的交流、民間的結社，就能證明明代已經開始了現代化嗎？

樊樹志：

我在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變局》，從六個方面分析晚明大變局：一，“海禁-朝貢”體制的突破；二，捲入全球化貿易浪潮；三，江南市鎮：多層次商品市場的繁榮；四，思想解放的潮流；五，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六，新氣象：文人結社與言論。

此書出版後，獲得學者好評，認為能夠自圓其說。全書四十萬字，沒有一處說“晚明就已經開始現代化”。我只是說，晚明中國“曾經發生鉅變”，“一個啟蒙時代來臨了”，“大變局”與“現代化”是兩個概念，不可混為一談。

北京古北口鎮廣場的戚繼光雕像。（來自視覺中國）

燕京書評：明代嘉慶年間倭寇，其實是明代政府逆勢實施海禁的結果。東南沿海地區富商大賈支援，中國海上商人主導了對抗政府海禁政策的武裝勢力，僱傭少量倭人，地方官僚以此矇蔽朝廷。既然倭寇主要是中國人，而且是因為朝廷禁海所致，那麼，應當如何看待統治者的禁海政策？如何客觀看待戚繼光？

樊樹志：

關於“倭寇”問題，由於牽涉民族感情等因素，顯得複雜而敏感。近代史學的奠基人蘭克主張，歷史研究應該客觀、冷靜、無色彩。這七個字後來成為蘭克學派的標誌，對歷史學界影響深遠。此話言之有理，但做起來很難。不過，歷史學家應該儘量努力，逐漸靠近客觀、冷靜、無色彩的境界，使自己的研究結論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明代嘉靖年間的倭寇問題，也應如此對待。我在《晚明大變局》中已有充分的論述，限於篇幅，只能長話短說。

嘉靖年間的內閣大學士徐階，對於家鄉松江的倭患有深切的瞭解，他向皇帝報告：“臣去歲具奏之時，尚聞此賊是真倭，近來細訪乃知，為首者俱是閩浙積年販海劇賊，其中真倭不過十分之三，亦是僱募而來者。”徐階的這段話，是對皇帝諮詢的回話，是兩人之間的意見交換，與公開場合的官樣文章不同，坦率而真實。那些佔十分之七的“假倭”，其實是東南沿海的中國“販海劇賊”，而十分之三的“真倭”，是他們僱募而來的日本人，也就是說，“真倭”是受“假倭”控制和指揮的。

日本明史專家山根幸夫《明帝國與日本》，談到嘉靖年間的倭寇（他稱為後期倭寇），強調以下兩點：一，後期倭寇的主體是中國中小商人階層——由於合法的貿易遭到禁止，不得不從事海上走私貿易的中國商人；二，倭寇的最高領導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廢止“禁海令”，追求貿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貿易集團的首領。

研究倭寇，以上兩人的分析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至於說到戚繼光平定倭患的戰功，不能因此而否定，因為他對手確實有相當數量使用日本武器的“真倭”。不過應當補充一句，隆慶年間宣佈開放海禁，消除了產生倭患的根源，倭患才得以徹底平息。

利瑪竇雕像。（來自視覺中國）

燕京書評：明清兩代的禁海和閉關鎖國，不僅體現為物理意義上對民眾人身權利的限制，而且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種封閉性和過於保守的傾向，你怎麼看？

樊樹志：

明清兩代有五百多年，籠統地說五百多年都是“禁海和閉關鎖國”，似乎過於簡單化。明初制訂了嚴厲的海禁政策，到隆慶元年（1567）宣佈開放海禁，開放政策一直持續到明末。清朝的對外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海禁時期（1644-1683），二是多口通商時期（1684-1756），三是廣州貿易時期也稱閉關時期（1757-1842）。也就是說，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對外開放的，並不閉關鎖國。

就晚明時期而言，很難得出“封閉性”和“保守的傾向”的結論。最突出的表徵，除了捲入全球化貿易，從經濟上融入世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學文化宗教上融入世界。耶穌會士前來傳佈天主教教義，宣傳歐洲的科學文化，地方封疆大吏大多持寬容和開放的態度，使得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得以順利地北上，並且進入首都北京。皇帝也很寬容，允許在京城建立教堂，並且接受利瑪竇的貢品，看到耶穌受難十字架，驚歎這才是真正的活神仙。美國現代耶穌會士鄧恩寫的《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把利瑪竇進入大明帝國首都，獲得皇帝恩准在京城設立教堂傳教，驚歎為“登上了‘月球’”。一些朝廷大臣和利瑪竇結交為朋友，有的還受洗成為第一批天主教徒。耶穌會士和中國官員合作，翻譯出版了一批歐洲科學技術著作，改變了中國知識人的世界觀，由此湧現出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開啟了一個新的啟蒙時代。

對於“西學東漸”，以往不是迴避就是低估。我想強調西學東漸的深遠影響，舉一個例子：崇禎五年（1632）浙江寧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受西學影響，把中國和歐洲相比較，感慨系之：“天載之義，格物之書，象數之用，律歷之解，莫不窮源探委……則我中土之學問不如也”；“自鳴之鐘，照遠之鏡，舉重之器，不鼓之樂，莫不精工絕倫，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賈萬國，五金山積，我中土之富饒不如也”。一個普通的天主教徒有如此的世界觀，令人不能不對西學東漸的深度和廣度刮目相看了。凡此種種，足以表明當時並不排斥外來文化科學乃至宗教。《圖文中國史》寫了“耶穌會士與西學東漸”，“明末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兩節，有比較清晰的敘述。

再說清朝。康熙皇帝以充滿自信的心態，結納傳教士帶來的西學。他重用傳教士負責天文曆法工作，還讓傳教士參加中俄尼布楚條約的談判。在新舊曆法的爭論中，康熙為了判明是非，破天荒向傳教士學習西洋科學知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儲存著康熙演算數學的草稿紙，以及使用過的三角尺、圓規等物。中國皇帝如此身體力行向西方學習，無怪乎有的歷史學家把康熙皇帝與俄國的彼得大帝相提並論。

對於這些人和事，很難扣上“封閉性”和“保守的傾向”的帽子。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封閉性”和“保守的傾向”確實是存在的，我的意圖是儘可能發掘不為人知的不封閉、不保守的另一面。那樣的話，歷史就顯得更加豐滿，更加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