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宋修見

從人類文明的整體視域來看，唯有中華民族在5000年的發展演進過程中激盪融合，形成一種具有內生活力的文明體系。這樣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具有能夠為擁有這種文化的人們提供生活信念和人生智慧的特質。

天人合一的哲學根基

中國文化主要發端於“靠天吃飯”的農耕生產生活，所以從甫一發生，就包含著一種

人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不可分離的自然觀和生命觀。

這從最古老的文化典籍、傳統造物和可考的祭祀禮制中都可以認識把握。

被譽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周易》，其中明確提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大人”之說，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君子”之道等，作為中國文化基因深刻影響了儒家、道家等諸子百家學說，深度參與塑造了中國人敬天法地的宇宙觀、家國天下的世界觀和樂天知命的人生觀。

這種獨特的天人觀自然也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化藝術精神、中華文明禮俗以及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我們從漢語的象形與指事等“六書”造字法，寫意性的傳統書畫與戲曲，“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古代建築與古典園林，由皇家到民間的各種天地神靈的祭祀活動，名山大川間莊嚴慈悲的“飛天”與臥佛，從陶器、青銅器、玉器、瓷器等“天工開物”的傳統造物之美，“望聞問切”的傳統中醫診療之法和順應二十四節氣的養生之道，等等，都能夠感性、直觀地充分理解深蘊其中的“天人合一”之哲學根基。

剛柔並濟的中正品格

因為中國文化所具有的這種“道法天地”的天人相合，所以能夠從“天行健”和“地勢坤”中獲得自強厚德、剛柔並濟的中正品格，以及儒道互補的文化特質與進退自如的生命智慧，進而

形成中和之美、中庸之道等具有內在邏輯互證關係的審美趣味與價值取向。

中華文化的長河從容不迫、千迴百轉地流淌至今。每當我們遇到人生挫折和民族危機之際，都能以“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和“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信念堅韌地度過，並由此塑造了中國人既溫柔敦厚又憂勤惕勵的民族性格。

這種剛柔並濟的中正品格，與儒道互補的文化特質可謂是表裡相合的一體關係。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素以“修齊治平”為己任，但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的道家作為中國文化“陰柔”的一面，互補儒家勇猛精進的“陽剛”之氣，從而使一代代中國人能夠在“廟堂”與“江湖”之間進退自如，既有建功立業的抱負與作為，也不乏退隱遁世的自在與曠達。這種文化特質與生命智慧，也使我們更為推崇“中和”的審美趣味和“中庸”的價值觀念。

崇文尚德的價值觀念

雖說數千年來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之上，民族爭戰、朝代變遷幾乎是週而復始地上演著，或許正因人們飽受戰亂之苦，才如此愛好和平，尊崇文化，重視仁義道德，禮敬家國天下，從而形成一種崇文尚德的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的核心要義主要源於儒家學說。

孔子一生周遊列國，推廣仁政，克己復禮，教化人心。從“君子懷德”“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一部《論語》不僅全面論述了君子之道，也深刻闡釋了治國之本。所以自漢代以後，儒學得到歷代統治者的推崇。孟子之說同樣極為推崇以仁存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而且，正因為儒家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才力倡禮樂教化、以德治國。即使“遠人不服”，也可以“修文德以來之”。

而也正因這樣一種對文化價值與文明力量的推崇，中原漢民族和四方少數民族在不斷地交流、交戰、交融中最終得以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和“天下大同”的家國理想。

上下通達的生成路徑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不乏“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帝王將相、名門望族、才子佳人等作為統治階級和主流話語權階層，但最為根本的仍是滿布山河大地間的最廣大的“庶民”。作為一種超穩定的農耕社會結構，這個廣闊而厚實的“民間”，不僅是宗法社會的堅實根基，也與士紳階層、文人集團發生著密不可分的經濟、政治、文化的雙向互動關係，因而

使中國文化在階層之間保持著一種上下通達的流動活力。

這種活力首先在於“寒門出貴子”的“上通”之路保持暢達，即一般人家子弟可以透過門客、幕僚或從軍戍邊等渠道向社會上層進階，尤其是科舉制度所提供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渠道，也因此打通了由“江湖之遠”進階“廟堂之高”的藩籬。這種打通，消除了由階層固化所產生的社會凝滯的弊端。另一方面，由於名落孫山、被貶辭官或者告老還鄉等諸多原因，那些未能功成名就者和功成身退者得以“重返民間”。這也是儒道互補的中國傳統文化特質所給予中國人的生命智慧。歷史地看，這條上下通達的文化路徑，使中國文化一方面保持著“精英治國”和“禮失求諸野”的活力，另一方面有效地垂範和滋養著鄉土中國。如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所言：“中國社會充滿了向下實行勸誘性質的典範以及向上進行模仿的渴望。”

美美與共的開放胸襟

中國文化還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其源頭不是單一的，發展過程也是多元共生的，故而能逐漸演化成一種對外部環境具有調適性、自身具備整合性並且充滿內在張力的文化體系。

這一點，我們首先從發源於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兩大文明的相互借鑑與補益中就能感受到。其次從中原漢民族的農耕文化與北方、西北和西南等地少數民族的遊牧文化、狩獵文化以及東南沿海居民的海洋文化的激盪融合中，也可有深切的理解。再次從秦漢以來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特別是漢末自西土而來的佛教的中國化歷程，也能夠體會到中國文化既不唯我獨尊、也不妄自菲薄的開放大氣、相容幷包。費孝通先生概括的最為經典，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從民族學而言，在“中國”作為實體的歷史程序中，絕大多數朝代的政治範圍都涵蓋了北方、西北以及西南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或者與這些地區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的時期如漢與匈奴、唐與突厥、宋與契丹和女真、清與蒙古族噶爾丹部等，也都沒有把少數民族排斥在“中國”之外。由此，中國文化美美與共這種內在張力和開放活力就不言而喻了。

詩教禮教等美育傳統

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充滿觀物取象、陰陽相生等美的特質，傳統人文教育和生活教育又大多具有獨特的美感形式。

實際上，無論是諸子百家、經史子集中的教化之說，還是民間百工造物、歲時禮俗中的育人之道，都具有訴諸感性審美、注重心靈陶冶、追求人格修為等美育特點。可見，崇尚中和之美、講究禮樂教化、重視耕讀傳家等內涵豐富的中華美育，是中國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

20世紀初，力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講到，中國古代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中，至少有“五藝”是具有美育作用的。其中“樂為純粹美育”，而“書以記述，亦尚美觀”，這裡的“書”就包括書寫、識字和作文。而之後的“魏之文苑、晉之清談、南北朝以後之書畫與雕刻、唐之詩、五代以後之詞、元以後之小說與劇本”等，“殆無不在於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

可見中華傳統美育載體之豐富，路徑之暢達。但這裡也還只說到文藝體育方面的教育，而沒有涉及傳統造物之美、歲時禮俗之美等給予人的生活興致和人生趣味。

縱覽中國歷史，不難發現愈是“政通人和”的時代中華文明的偉大特質就會愈發得以彰顯。所以，置身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必須理性地認知使中國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之所在，從而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氣魄，啟用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力，穩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域性，努力實現一個2000多年前中華先民就歌之詠之的千秋家國之夢。

（作者為中央美術學院美育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兼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