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是哪幾個國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大秦賦》講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呂不韋、李斯、王翦等人的輔佐下掃滅六國、一統天下，建立起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故事。

兩千多年來，在我國曆史上，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短暫的王朝使得人們具有如此恆久的興趣去關注它。那麼，為何完成統一大業的，不是別國，偏偏是山東六國公認為“天下之仇讎”（《史記·蘇秦列傳》）的秦國呢？不是別人，偏偏是被認為“行桀紂之道”（《說苑·至公篇》）的秦王嬴政呢？在《大秦帝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一書中，作者蕭然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

在具有高度文化素養和完備禮樂制度的中原齊魯諸國看來，世代隅居於關西的秦國，不啻化外之區、野蠻之邦，因而曾長期置之視野之外。落後是痛苦的，因落後又受到排擠、輕視，更是加倍的痛苦。《呂氏春秋·不苟》記有秦穆公訓誡大夫公孫枝越職行事說的一段話：由於“秦國僻陋戎夷”，即使事事、人人都照制度辦事，“猶懼為諸侯笑”，可你為什麼還要那樣做呢？備受屈辱而又極不甘心於屈辱地位的內心痛苦，溢於言表。但秦國的這種地位，到戰國初期也還沒有根本改變。當山東六強，甚至包括若干小國，都不斷在這裡那裡會盟角逐較量的時候，已具有相當實力的秦國，卻還是被冷落在關西。

當時年輕氣盛的秦孝公在即位祭祖時，痛哭哀告說：恥辱啊恥辱，諸侯如此卑視我秦國，還有什麼比這更大的恥辱呢？出生於寄居地趙國、因而原名趙政的秦始皇，母親是歌舞伎，父親雖是秦國王孫卻作為人質羈留在趙國，加上秦、趙常常作為敵國相互攻戰，因而他的整個童年時代不僅與通常王子王孫都能夠享有的優渥生活與良好教育無緣，有時連基本的溫飽和人身安全都很難保障。每當為躲避趙國搜捕，不得不鶉衣百結地露宿在邯鄲的僻裡陋巷時，他所關切的絕不是未來如何去吞併六國，而只能是眼前如何填飽轆轆飢腸！

秦國和秦始皇所以能成為中華第一帝國的創造者，先哲和時賢已作出多種探究，原因很多。如地理條件的優越：東據崤山、函谷之固，西擁雍州膏腴之地，不僅物產豐饒，且攻守皆利。又如秦內政較為嚴正，士大夫比周結黨之事相對較少，百官恭儉敦敬，勤於執事。再如秦民勇悍善鬥，秦地音樂詩歌都有一種獷野意味。特別是商鞅變法後，堅持以軍功封爵，將士更勇於公戰，犯白刃，蹈湯池，一往無前。秦國還長期以厚祿高位吸納各國“客卿”，使許多在本國得不到重用的智慧之士紛紛西遊，以求在秦國一展抱負才華。此外，也許還是最主要的，就是統一已成為時代要求，統一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

但詳盡地按照這些“條條槓槓”為這個古老的帝國寫出一部帶有總結路數的文字，也許會使人索然寡味。如果說大秦帝國因暴亡而不免使人有流星之嘆的話，那麼它的興起卻決非一蹴而就，它那短暫而輝煌的光焰，是經由漫長的歷史階段積聚而成的。因而如果我們要尋訪帝國之魂，就不能不追溯秦人的整個奮鬥史：從一個遭受遷徙的民族，到附庸——諸侯——王國，直到成為天下共主的大秦帝國。

當然，勝利有勝利的來由，失敗有失敗的原因，歷史最終歸結為必然。戰國七雄中的其他六國又是因何而亡的呢？

司馬光是生活於11世紀的著名史學家，他在《資治通鑑·秦紀二》中作了這樣評論：“從（通‘縱’）橫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掘其藩蔽也。”

六國若能以信義相親，即使秦國再強大，也不會滅亡。這是司馬光的中心論點。文中追溯了歷史，認為先王分建列國的宗旨，就是為了諸侯間相交、相樂、相結，共同保護國家。可是六國卻偏偏違反了先王的宗旨，不是自撤藩蔽，就是自絕根柢，致使秦國有機可乘而遂行其志。

與司馬光大致生活於同一時代的蘇洵寫過一篇專論六國之亡的名文《六國論》，文章一開頭就點出了全文要旨：“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

所謂“賂”，指列國割讓土地，賄賂秦國，求得苟安。文章接著算了這樣一筆賬：“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也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就六國之亡而言，賂地也確實是一個重要原因。這原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弱國若以賂地予強國求得自保，必然導致敵我強弱之勢以反比例的形式迅速向前發展，結果只能是加速自己滅亡。

第三家是蘇轍，即蘇洵之子，蘇軾之弟。他同以《六國論》為題成篇，其著重做在一個“勢”字上。與蘇洵的一開篇就揭示全篇要旨不同，他卻是從容道來，層遞設問：何以有“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的六國，反而會敗亡於秦呢？然後就勢托出一句道：“不知天下之勢也！”

三家文章都力透紙背，經他們犀利的筆觸一剔發，賂秦一類策略的危害便洞若觀火。那麼是否當時六國的決策層都那麼低能，連割地賂秦，只能使秦國愈強、自己愈弱這樣一些道理都一點不懂呢？恐怕還不至於。春秋戰國是我們民族智慧大昂揚的時代，中原六國都有自己第一流的智囊團。這裡確實有一個智慧問題，但首要的卻不是智慧問題。再高的智慧，有時卻會受拘於眼前一點實際利益而變得蒼白無力。列國因何要賂秦？蘇洵文章中有一句話：為求“一夕安寢”。就因了這“一夕安寢”使他們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得了近視症：既看不到“天下之勢”，也看不到“日削月割，以趨於亡”即將降臨的必然結果，從而採取了這類飲鴆止渴的慢性自殺對策。

那麼六國君主又為什麼大都會患這種近視症呢？這恐怕也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後天所得。蘇洵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歷史上，開國君主，或中興君主，特別在他們創業之時，都是有膽有識，能夠面對艱難困苦而堅毅不拔、發憤有為，表現出一種可貴的性格優勢和人格力量。具有這種性格優勢和人格力量的人，才敢於“暴霜露，斬荊棘”。而坐享其成的君主就大多不是這樣，一旦進入沒落時期，多數王室成員更是沉溺在無休止的感官享受之中。他們根本不知道艱苦創業為何物，因而一旦戰禍臨頭，首先想到的決不會是如何去迎戰，而只能是如何去逃避這場戰禍。既然人家喜歡土地，那就“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地割吧，只要它能換到“一夕安寢”又何樂而不為哉！

杜牧《阿房宮賦》的結語是閃爍著歷史真理光輝的名句：“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所以，秦王嬴政吞併六國的大決戰，既是實力、智力的一次大較量，也是人性、人格的一次大搏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