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自己才是王道是什麼意思

在董仲舒看來，一國之君是這個國家的靈魂人物和根本，君主的一言一行關係了萬事萬物的生髮、存亡與榮辱。所以作為君主應該嚴格要求自己，謹小慎微，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王道。

人群的權威來自於上天，也只有透過上天才能對君主加以控制，所以董仲舒要求君王知天法天，使自己的君道與天道相配。君主若能做到如此，也恰是符合了董仲舒提出的統一的理想標準之一——-孝。君主的權力來自於上天，其一切行動都與上天有著密切的關聯。

君主掌握生殺予奪的權力，這些權力的實施要按照四時的規律進行；管理的設定要按照五行的特性使得他們各盡其能；仁德與刑罰於陰陽是一致的。只有做到如此，君王的德行才能使與上天相配的。

董仲舒首先要求君主要做到“尊神”，這是一國之君的“體國之道”，其真實目的在於將君主的權力神秘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從而達到統治民眾的理想結果。

按照人主者必須法天力行的標準，董仲舒要求君主做到的第二方面是要有仁德，泛愛群生。君主為王，需要按照自然界的規律進行統治，上天有四季春生夏養秋殺冬藏的規律，王道也應該法天而行做到賞罰有度，副天之行以為政。

第三方面的要求在於人主者能夠做到量能授官。官員是君主為政的重要因素，官員的設定和素質的高低對於政績有著直接的影響，官吏的設定合於天，必當有助於君主施政。

德教為主，刑獄為輔。國君為政，凡事圍繞德政與刑獄展開。兩者在為政過程中所佔比重多少的問題，董仲舒為國君提出了理想的標準。在董仲舒看來二者不能平行，其中必有主次和本末之分。

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交替完成了一歲的更迭，只有肅殺的秋冬是不能組成一個時間輪迴，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算是完整。同樣，君主為政不能單靠威勢使人民服從，必須輔以必要的教化措施。

德教的重要作用在於止奸邪，德教是人民從利心理得不到滿足不能停止的地方，德教的實行有助於奸邪的摒除。反之，當問題出現惡劣的後果已成事實之時，即使是刑罰也不能擬補。所以董仲舒告誡君主“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德教為君王治天下必須重視的大事情。

從德教的實際作用說明實行德教的重要作用外，董仲舒亦從“天”這個角度再次證明，君主以德教為主的選擇是明智的，並且是一位合格君主應符合的標準。上天親近的是“大德”，為人主者得天授予而為人君故應和上天保持一致，親其所親，為政以德教為主。

董仲舒為君主提出了以德教為主的標準，但是他並沒有讓君主偏信與教化的作用。在強調德教的同時，董仲舒亦向君主提出了以刑罰為輔的標準。

這一標準的提出亦是從天這個根源出發的，上天給了君主啟發，君主不能不按照這樣的標準去行事。實行仁德必是夏天，行君主的威勢一定要是冬天，否則，將德而不德，威而不威。

當然，這並不是要求君主必須按照四季的更迭，準時實行仁德或者威勢，求善的時候，見到惡的行為段不能放過它；求惡的時候，任何善行都要去踐行。這就是說，德教和刑罰兩者都隨時要進行，不能棄其一。

積賢是董仲舒提出的合格君王的第三個重要的標準。為進一步強調任賢、積賢的重要性，董仲舒指出讓賢者時刻準備成為朝廷的股肱之臣，那麼就可以君尊而國安了，為更深刻地強調任賢、積賢的重要性，董仲舒又指出，如果君主任用的是賢良之才，那麼國家就能君主才能尊貴，反之，就會導致國家危亡君主卑微。

這些反覆的都在說明一個問題：君主所任人賢與不賢，直接關係到一個君主自身，以及一個國家的成敗興亡的大事。一國之君，能夠將天下賢士聚為己用，則能夠上下相通、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國家也就能夠得而守。反之，主卑國危。

君主要做到積賢首先要對賢有充分的認識，既要做到“知賢”。知賢是第一步，單純只是瞭解而不去爭取，不能任賢，最終亦會引起政治混亂國家危難。所以治理國家的一國之君，要主尊國興就必須要做到知賢的基礎上任賢，並且要進一步積賢，將天下的賢能之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為國家的治理出謀劃策，使眾賢同心，這才是治國安邦的必由之路。

君主要集眾賢於身邊，還必須使得自己具有這樣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的獲得是從一個君主的行為、態度方面產生的，董仲舒對此也提出了對一個君王的標準要求：一個君主要做到謙卑、禮賢下士、真誠待人，這樣才能具有招才納賢的基礎。這樣，天下的賢良之才雲集於國君周圍，輔助國君取天下、治理天下。

一個王朝的興衰與一國之君的德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董仲舒從以上三個重要的方面，對一個合格君主提出了標準和要求，這對於建立大一統的王朝意義非凡，是其重要的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