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五十多年前一群北京中學生在陝北生活的《椿樹峁》一書於2022年8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自面世以來，

《椿樹峁》不斷

受到讀者好評，目前豆瓣評分8。7。許多讀者透過公號留言、長短評向我們表達了對於這本書的喜愛。這本書也同樣受到了媒體的關注，據不完全統計，各類媒體發表相關稿件19篇，中華讀書報月度好書榜等4家榜單推薦了本書。

《椿樹峁》為什麼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一切都要從作者謝侯之來到陝北的那個冬天講起。

以下為南方週末對謝侯之的專訪文章。

謝侯之71歲了。在德國柏林，他過上一種閒適的退休生活，“餓了就吃，困了就睡”。遠隔重洋的電話採訪，一口濃郁的京片子從對面流淌出來。他是北京“老三屆”學生，卻管太太叫“婆姨”，流利的關中話隨口就來：“你做啥的嘛，你哈慫啊。”2022年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椿樹峁》裡，他信筆調取陝北方言，“掏地那陣兒啥，滿沒個吃上咧”“再的甚也沒有”。

這源於一段集體記憶的烙印，一段遠難用“閒適”形容的歲月。1970年代，在陝北一個閉塞的村子，謝侯之插了四年隊。

物理學家史硯華和謝侯之當時在一處插隊，遠離京城，生活變成圍繞打壩、修梯田的戰場。史硯華那時在大隊的“機房”負責伺候一臺四面漏風的八馬力柴油機磨面，而謝侯之“最常做的事情是在基建隊受苦”。秋收，和老鄉一起把上百斤莊稼從山上背到山頂場上，從天亮背到天黑。晚上，知青們待在一個屋子裡讀書、做題。沒電，幾人擠在一盞煤油燈前，燈燻得人早上起來“兩大黑鼻孔”。

那些渺遠的插隊經歷，原本僅在知青們相聚時觸發談興。時間的蝕刻下，記憶也偶爾打架——謝侯之“澄清”，史硯華怕是記錯了細節，那時知青每人會點兩盞煤油燈。史硯華提起“請教習題”的故事，謝侯之堅稱他的記憶出了差錯，兩人在電話裡爭了起來。

1991年12月的椿樹峁，大體保留著知青插隊時的地貌。（王克明/圖）

2000年起，謝侯之把過往納入筆下。在部落格上，他寫延安的雨，一簇簇名為“地軟兒”的菌類從潮溼的土裡鑽出來；寫有夏月的晚上，一個人走夜路，“哼呼”鳥（後來才知貓頭鷹）的叫聲讓他恐懼了一路。

“陝北，你改變對人生的觀感。”拉拉雜雜又漫長，二十餘年斷斷續續的寫作，謝侯之形容，就像在爬一座實體的椿樹峁。“不要往上看，不要有希冀，不要有企圖，悶著頭爬，爬，爬，回頭一看，人啊，樹啊，貓啊，狗啊，都小了。”

從北京到椿樹峁

1969年，北京三中十來個半大小子，連同行李一起塞在北京站的一節硬座車廂裡，前往陝北一個名為河莊坪的公社插隊。算起來，他們是第四批上山下鄉的知青——此前動員過幾批，要麼去東北，要麼去山西，但全看個人意志。那一年，初67級的中學生不得不動身了。

謝侯之也在那之中。他帶了一隻老式的樟木箱，四角包銅，書以及其他一些說不清的雜物塞在其中。那時國家給每個知青一張26塊錢的箱子票，比30英寸更大一些的夾板箱，他沒要。連同一個鋪蓋卷，是他行李的全部。

那些事後追認、外人揣測的苦悶並未浮現在他們臉上。大家“感覺像是春遊”，想象著那個地方“多浪漫啊，多好玩啊。沒有那麼多顧慮想將來，沒有那麼多恐慌”。謝侯之兜裡揣了倆煮雞蛋，沒一會便吃光了。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曾有個工藝美校的學生，不在需要插隊的人群之列，也主動銷掉北京戶口，抱著自己的檔案，跑到延安插隊。“十幾歲的青少年，玩心還挺重，興趣還挺濃。”謝侯之說。

顛簸曲折的長途展現了現實艱難的一面。火車抵達西安，還要轉坐6個小時的貨運車到七十餘公里之外的銅川，漫天大雪，山路溼滑，“把人凍死”。從銅川的汽車站，再坐一天長途車（帶帆布斗篷的卡車）到延安。剩下的路途，全憑一個字，“腿（兒）”。

1972年，謝侯之與同學王克明、許小年（從左至右）在延安。（受訪者供圖/圖）

謝侯之至今沒有為那段徒步找到精準的刻度，有老鄉說是30裡、40裡或者80裡。“早上從延安走，走到中午，或者半下午，走到河莊坪，從河莊坪再往前走，進西溝，再走上半天，然後就是萬莊。回到萬莊還沒有到椿樹峁，還得往山上爬。”

山裡難見植被，滿眼光禿禿的。要走很久的路程，才能零星看到一棵灌木、一株草。萬莊鄉人們勞作的內容，一項是修梯田，得把生土翻上來。然而來年根本就不長，把土皮也傷了，“可照樣修”。很難說這樣的耕作方式，能從貧瘠的土地裡掏出足夠的收成，春天開荒時，村民們把山都剃成了一個個的和尚頭。

知青由國家定額供糧。謝侯之和其餘8個知青被安排在椿樹峁上插隊，那時整個椿樹峁只有9戶人家，是河莊坪公社條件最為艱苦的地方。

山裡音信不通，報紙也來不了多少。從對面山上收工往下走，謝侯之對著村裡人喊，有信沒信，等著看信。“信是唯一的跟外界的通道和快樂的源泉，想信，盼信盼得厲害。”臨近春節，知青才有機會回趟北京，和隊裡請假，承諾按時回來。謝侯之回北京，剛到家門口，告訴家人他回來了，然後在門外把衣服脫光，光著身子進去洗澡，“否則將蝨子全帶進來了”。

“你面前陡然打開了一扇門”

陝北的鄉村，人皆淳樸，老鄉們生活艱難，一件衣服穿四季。

到了冬天，每家的婆姨（方言：老婆）們應時將黑不溜秋的爛棉花，團團縷縷地塞進單褂的夾層裡，做成壯襖（棉襖）禦寒，到了夏天再將棉絮拖出來，變成單褂。

“如果到了深秋，他還穿著一個單褂子，抖索索地在山上鋤地，或者到了盛夏，他還穿壯襖，別的婆姨就會說他的婆姨太懶了。”謝侯之說，知青的衣物儲備倒是豐富，絨衣、毛衣、棉襖一應俱全。

靠地吃飯的老鄉，以四時的流轉為尺度安排活計。春天拿糞、趕牛耕地。山裡的盛夏，陽光熾烈之極。謝侯之光著膀子打壩，面板曬得紅大蝦一般。薄薄一層皮曬得翹起來，一揭能揭出來一大張，“可以在上面抄一篇文章”。

謝侯之在“基建隊”工作。日常勞作單調重複：天還黑黢黢的時候，被叫起來上山出早工。幹到太陽出來，四周的景象都明朗了，送飯的人送來一罐飯，或稀或稠。如果勞作的地方離村裡遠，中午就地解決餐食。大夥派個半大小子去山上攬柴，打起一堆篝火，再各自從挎包裡掏出一塊餅。支一個樹枝讓餅立著受火，一面烤焦，再烤另一面，烤完拍一拍灰就這麼吃了。

謝侯之那時“捨得氣力”，然而高強度勞動後，沒有菜也沒有油，靠一塊饃打發飢餓。“其實對我們男生來講根本不夠。”謝侯之說，天黑收工回莊。如此迴圈往復，“天天都是上工”。

勞力活，謝侯之最喜打壩：找一道山溝，挑一塊窄地，鋪一堆橫道的土後，用夯將土打到緊實，然後再往上鋪一層土，再夯砸緊實。一層土一層夯，砸起一個牆似的壩，擋住這條溝。打完壩，山雨一來，衝到夯起來的土壩上，雨水帶著泥，帶著羊糞，帶著樹枝，帶著腐殖質，堆積起來。“那個土是很溼，很肥，很有生長力的。以前（在別處）種的糜子，都高不過小腿，得彎腰掐著它的脖去割。在那兒種上莊戶，糜子長得比我人高。很棒。”

隔著電話，謝侯之不對那段時日附帶更多的評判，語氣淡然地迴應年輕記者好奇的詢問。“待那兒很不好，回憶很不壞。”他說，“這讓你有一個精神，（後面再遇事）什麼都能扛過去。我那種情況（山裡）都待過來了，還有什麼扛不過去的。”

2008年12月底在史鐵生家，王克明（右）、謝侯之（左）與史鐵生（中）合影。（陳希米/圖）

陝北的風貌、人情，如今都深深刻在謝侯之的腦子裡，沒有丟。他後來遠赴德國，異域的一切也別樣新鮮，可從來不及陝北那幾年，那樣的“excited”。“你面前陡然打開了一扇門，你見的生活，見的環境，見的人民，見的語言，見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你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從來不曾料到過，猝不及防。”

“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

當時，北京的中學，數字小的中學大多是單性別學校，比如男三中、女二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之類的附中基本是男女合校。謝侯之說，兩種學校的學生在相處時便顯出不同來。

“插隊的時候，如果學校是男女合校，那就包一個公社，或者包一個隊。但是到了河莊坪，發現我們男三中是男校，沒女生，就搭了一個女校，豐盛中學。椿樹峁要9個知青，女生就去了5個，我們三中去了4個，就是這樣搭配。”謝侯之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謝侯之觀察到，男校的學生在青春期時，因沒有太多機會接觸異性，插隊的男女交往往往坦蕩，異性間幾無隔閡，自然對話，自然交往。而在清華附中插隊的村子，情形則大不一樣，他聽說，清華附的男女生有事要交涉，女生從窯洞的窗子裡遞出話來，男生則派一個代表在外面喊，跟她們商討。從不單獨說話。

陝北知青相對自由，“老鄉幹部誰也不管你，你愛看什麼書，你愛說什麼言語，你愛到哪兒沒有人管”。不過，河莊坪的知青，很少調皮搗蛋的。遇到雨天或者冬閒，大家有餘裕便讀書，以消解精神上的飢餓。

1973年，謝侯之（前排右二）和其他知青在延安河莊坪。（受訪者供圖/圖）

知青手裡流傳的書來源雜沓不明，或從家裡帶，或撬了圖書館。謝侯之從家裡帶了一本《浮士德》，內頁的珂羅版插畫佔據整幅，筆道細膩，格外受歡迎。好書一經流傳，則格外廣泛，《浮士德》後來不知所終。屠格涅夫、萊蒙托夫、肖洛霍夫……以及一堆地下讀物皆受歡迎。

時隔數十年，謝侯之仍然記得，自己是如何被小說人物的精神力震撼。是一本小冊子，裡邊收了傑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和《墨西哥人》。他當時鍾情於這種逆境求生的敘事——《墨西哥人》講一個打拳從來不勝的人最後打贏了的故事；《熱愛生命》寫一個淘金人瀕臨死亡，然而還在沙灘上蠕動。“那種對生命的渴望，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決心。”他激動到把一個同伴摁在炕上，給他從頭到尾唸完《熱愛生命》。

謝侯之後來的人生走向，堪稱《熱愛生命》的翻版。

插隊三年，謝侯之始終帶著不甘心和對大學的熱望。1972年，他迎來了一縷曙光。那一年大學放開招生，知青間流傳將恢復大學入學考試的訊息。“大家蒐羅各色初高中數理化書本，每晚窯中早早坐定，將煤油燈擦拭得雪亮，帶著由幻想生出的激情，貪婪地讀，好像在撐那可渡到彼岸的舟。”謝侯之在《椿樹峁》中回憶。

然而這屆只招工農兵學員。到了1973年，大學招生實實在在需要考試選拔。希望的火苗再度燃起。萬莊這一幫人受到史硯華的鼓舞，個個都愛“折騰”，“見試就考，不說行不行，都說試一試”“0。5%的希望做200%的努力”，謝侯之說，這些都是史硯華的格言。

1972年，謝侯之與同學王新華、王克明在延安地區醫院探視史硯華（從右至左）。（受訪者供圖/圖）

謝侯之已經無法細緻回憶起1973年那場考試選做題的具體內容。大學剛開放招生，題目遠達不到艱深，“簡單得要死”。1973年，史硯華被招工到延安市農機廠，做鉗工學徒工。謝侯之則成為陝西師範大學的一名大學新生。

山“居然全都綠了”

當時，“農林醫師”四類學校沒人願意去，因為這四類號稱是邊遠貧困地區需要的專業，去這四類校的學生，畢業分配哪兒來回哪兒去，所以陝師大的生源基本是各縣的農家子弟。

1970年代，溝底的棗圪臺莊，當時大部分知青已經返回家鄉，書記跑到萬莊借謝侯之當老師，給棗圪臺的孩子們上課。（受訪者供圖/圖）

謝侯之在學校裡被推選為學習委員，最荒僻、吃不上飯的地方做的專案，自己帶人頂上。1976年，大學畢業的關口。當時陝師大的畢業實踐，要求到各縣辦教師訓練班。謝侯之在學校裡聯絡了一位老師，老師手頭有一個陝西公路橋樑設計院專案，內容是計算橋樑單樁的剪力。“頭一次用計算機，130的老式機器，大得不得了。用的語言也比較古老，ALGOL程式語言。”謝侯之和其他北京來的同學跑到西安交大去算題，也因此沒去上師範訓練班。

畢業時，史硯華在農機所已經做得有模有樣。謝侯之被推薦到農機廠工作，故交重逢。

兩人白天和農機所的兩位師傅一起倒騰組裝小鏈軌拖拉機，晚上湊在橋兒溝那間冬涼夏熱，四壁透音的小平房裡一起做題。1977年，大學招生終於有教無類，不再看出身。“當時做題並沒有很嚴格的目的性，現在回憶，你可能說是為了高考，但這根本都不至於。我們看的是吉米多維奇的習題集，高考根本用不上，屬於殺雞用牛刀。”謝侯之說，史硯華別的專業都不報，只報理論物理。高考考到西北大學時，他比系裡的其他新生大出一輪多。

沒上兩年，史硯華向學校提出要提前畢業，因為大學裡的那些課他都會了。後來，很快通過了學校裡的提前考試，去了國外。

兩人的聯絡也因此變得稀少。二十餘年後，在北京再見時，史硯華已坐在中科院國際物理大會的主席臺上。史硯華平時連電視都不看，也沒有微信，聯絡上他要靠他太太。但謝侯之理解這位老友對時間的緊張，過去長時間的壯志難酬，讓他覺得那些娛樂活動都是一種浪費。

數年前，藉著到國內講學的機會，史硯華和謝侯之回了趟陝北，看到山“居然全都綠了”，山裡已退耕還林，到處是灌木叢，一片鬱鬱蔥蔥，“綠得一塌糊塗”。

在萬莊，他們碰到不少同代人。“老輩人大多仙逝，不敢打問太多。九戶人家的椿樹峁已然消失，村民們合併到萬莊。山上退耕還林，鄉民每月70元國家補助。萬莊溝，打了水壩，涓涓流水積蓄成‘庫’。”史硯華回憶。

2019年1月回訪時的椿樹峁遠眺景觀。（王克明/圖）

再度登上椿樹峁，謝侯之看到山裡只剩下兩孔殘窯。

他們沒在曾經插隊的土地上再過一夜，陪伴前往的工會主席堅持把他們帶回市裡的賓館。“其實，我們多想和鄉親們團坐炕上，打平夥，拉家常，幹一瓶賒來的雜牌兒燒酒！”史硯華感慨道。

（本文原載南方週末，原標題為《知青謝侯之和他遙遠的椿樹峁》，

記者潘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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