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世人都有追根溯源的習慣。其目的為了更清晰地認識自我，改進和完善自我，讓我們的認識直達事物的本質。

中華文明的根，已經植於幾千年前來的漫漫歷史長河中，遍佈祖國的山山水水。著名學者黃摩崖先生認為，先秦就像中華文明的頭顱一樣，引領著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

我們也可以把先秦時期產生的諸多文明稱為中華文明的“根”。

中國釀酒文化的根，歷代以來，不同的學者都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流傳最久和影響世人最為深遠的當屬古代的“儀狄造酒”和“杜康造酒”說。

《世本》卷一有言：“帝女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杜康）作秫酒。”。《說文解字》十四部下《酉部》釋“酒”字：“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而美之，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

西晉學者江統《酒誥》雲：”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雲儀狄，一曰杜康。“

這裡出現的酒醪和秫酒，就是最為原始的酒。

然而，這些歷史資料和文字文獻資料能提供的，都是當時的人們對中國釀酒文化的認知和他們在前人的經驗基礎之上總結出來的。

而古代醫家則把釀酒的起源歸結於黃帝釀造。漢朝人編寫的《皇帝內經》，是目前中國最早的一部醫典。書中列舉出了用酒治療疾病的事例：“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再加上後來出現的《神農本草經》，後世醫家更加認定始祖應該追尋到黃帝那裡。

不管是儀狄還是杜康，抑或是作為我們華夏祖先的黃帝，釀酒文化的來源一直都沒有得到歷代史家的承認。

宋人竇革《酒譜·酒之源》指出：“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舜千鍾，則酒作於堯；其二有曰：《神農本草經》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致病，則非始於儀狄；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也與其天地並矣。予以謂三者，皆不足以考據，而多其贅說也。“

到了現代，很多學者和專家也在探索釀酒根源，主要來自兩個系統：一是自然科學中從事化學史、食品科技史研究以及釀造行業的學者（後面簡稱科技史研究者）；二是社會科學系統中從事歷史和考古研究學者。

在從事科技史研究的部分學者看來，我國穀物釀酒大概是從新石器時期開始，早於傳說中的夏朝。《中國科學技術史·化學卷》這樣說：“特別是伴隨新石器時代而到來的農業振興，製陶術的出現，表明穀物釀酒的社會物質條件已經逐漸成熟，穀物釀酒由此肇興。”這些學者根據仰韶遺址中出土的石鋤、石鐮等農具，就認定那時人們已經從事農業生產，並且已經開始用麴櫱釀酒。

但是長期從事食品科技史研究的洪光讓先生在其《中國釀酒科技發展史》一書中，對上述觀點一一質疑，其認為那時的釀酒原料不夠豐富，釀酒裝置還很原始，制曲水平仍然較低。他認為我國以穀物釀造黃酒的起源，大約始於新石器初期，到了夏朝已經有了較大發展，但真正的蓬勃發展的時代，應當始於發明餅曲、塊曲的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

然而，他過度拘泥於對現代釀酒原理的理解和認定，總以現代釀酒工藝來衡量古代釀酒工藝，出現在較大的時代偏差。比如：洪光住先生使用現代“黃酒”定義來探討古代穀物釀酒，要麼找不到古酒起源的確切落點，要麼牽強地將古今酒品合二為一。

歷史學界及考古學界的研究，主要是從發現較早的釀酒器物上來推斷釀酒產生的可能性，也有人依據史前農業程序而判斷釀酒起源。最為典型的是《考古》1962年第一期發表的李仰松《對我國釀酒起源的探討》一文，這篇文章僅以粟、窯穴的存在就推測某些陶器具有充作酒器的可能性，以此作為仰韶文化已有的釀酒的依據。

方揚在《考古》1964年第二期發表了《我國釀酒當始於龍山文化》一文，對李仰松的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對我國釀酒起源的考察，不能僅限於從釀酒的化學知識的積累和發展來分析，更重要的是從釀酒可能存在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研究入手，仰韶文化時期沒有太多的穀物剩餘，不可能出現釀酒。方揚斷定，龍山文化晚期遺址發現了我國最早的酒器，所以我國釀酒應當起源於這一時代。

——-然而，1979年在山東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墓葬發掘出一組成套的釀酒用具，其中有：瀝酒漏缸、接酒缸、盛酒盆和盛貯發酵物品的大口尊。這次偉大的考古發現，用實物向今人展示，遠在4800餘年前，我國古代東夷部族已經發明瞭穀物釀酒，中國釀酒絕不晚於這段時間。

應該說，也可以確切的說，這才是目前中國釀酒起源的最有力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