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田園》點評：

本小說同樣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當下的情節，主要是種植葡萄園的故事，其中夾雜著作者始終離不了的情愛的糾葛，另一部分是一個歷史的疑團或者叫謎案。

查了一下資料，發現同樣的標題的小說，早就在作者的作品裡出現過。“我的田園”，有一本是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只有十九萬字左右，主要情節只到了十六章，後邊就沒有了，據作者的介紹，可能是一部長篇的上部分。

後來，又出現了一個叫《我在高原》的小說，裡面的情節，與本小說絕大多數都相似，也是種植葡萄的經歷，字數也相差無幾，但裡面沒有毛玉的情節。

因此，與作者過去所寫的這個同一內容的小說相比對一下，作者在把本部小說納入到他的十部作品中的時候，加入了由第一部“家族”中決定的歷史的因素，使小說統貫到一個家族的整體情節中去。

這樣一來，小說中的後加入的這一段歷史的部分，便顯得相當突兀，令人感到有一種編造的痕跡。

在當下的情節中，作者主要寫了自己如何種植葡萄。這裡，他比上一部更強烈地表達了對肖瀟的愛意。文中我的年齡，在四十歲左右，繼續像前幾卷一樣，反思著自己為何要不停地奔走，而在本集中，直接道出了奔走的原因，實際上，很簡單，就是對死亡的恐怖，一直想透過不斷地奔走，來獲得人生的充實。

這也是他回到家鄉去種植葡萄園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種植葡萄，根本無法彌補內心的空虛，我實際上需要的是一個女人的不斷的滋潤。聯絡起整個長篇小說來看，作者一直需要與索求的是女人的愛。

從小時候的音樂教師在床上的愛的啟蒙，到小菲在破帆船上進行的肉體的嘗試，直到流浪的時候，所遭遇到的各種形態的色慾勃發的女人的對自己的侵擾，直到在大學裡柏慧與自己的愛，作者的所有的環節裡，都少不了女人的愛與滋潤。

在四十多歲的時候，我依然抱著一種對女人的想象的興趣，把自己所從屬的年齡，認定為老狐狸，交待出了自己本質上的色慾的真相。

所以作者的奔走中獲得了葡萄園，而小說似乎也在暗示著，之所以到葡萄園來，是因為在園藝場裡，見到了可愛的女孩肖瀟，這個原因，若隱若現地出現在小說中。當我把葡萄長成功的時候，覺得可以向她展示自己的能力了，於是就發出了向肖的邀請。

開始的時候，我對肖一直掌控在友情的角度，盡力把這種忘年交，想象成是一種志同道合，但男人的慾望，遲早要露出猙獰。這時，小說中另一個後插入的重要人物毛玉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她讓我與肖喝了喜藥，一種近似於春藥的東西，立刻兩人的慾望如火如荼，走出房間之後，就激情擁吻起來，然後來到肖的房間裡，在黑暗中，她脫了一個精光，下面發生的事情，可想而知，這時候，突然拉亮了燈，於是，理智戰勝了情慾。

作者在這裡把兩個人的相差近二十歲的不倫關係，透過一個春藥的外在刺激元素給激發起來了，推卸了自己的理智的責任，這反映出作者對自己投身到非道德的情慾之中的時候，採取了一種自戀式的辯護。

而書中提及的其他的諸多首長、村頭對女人的跨年齡的侵犯，是一種純粹的暴力與權力的作用來完成的，但自己同樣在做著這些行為的時候，卻是因為一個無是生非的巫婆式的女人的春藥所致，把不倫與性侵犯歸咎於外來的藥物，從而使自己有效逃脫了道德的抨擊。

作者採取了兩種方式，一種對外面的性侵犯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指責與抨擊，而很多加諸於這種抨擊的人，都是一些學術上的敗類，可以說，作者筆下的惡人，都是一些色鬼，而另一方面對自己與那些色鬼如出一轍的色的慾念，卻歸之於外因，讓自己逃避掉色鬼的帽子，這種對已寬容，對別人嚴格的極其明顯的自辯狀，令小說的客觀性嚴重受挫，可以鮮明地看到，作者在對自己有利的地方，百般辯護，巧言令色，而對其他的作者看不慣的權勢者、學術權威，進行道德的汙衊與中傷。

在接下來的情節中，我生病了，於是像一個被嬌慣的小孩一般，要有心愛的女人陪著，還要索要肖瀟的那種肉體的陪護，使得肖無奈地不得不變了臉，而恐嚇面前的這個厚顏無恥、貪得無厭的老男人，說不是曾經發過誓的嗎？之間關係是當兄妹的嗎？於是，這才制止住了我的那種層出不窮的對女人的覬覦的貪婪。

在種葡萄的情節裡，作者也沒有忘記進行了一番對自我的自戀式的美化。他把一個葡萄園的勞動場所，美化成了人間天堂，鼓額是一個貧窮農村的女孩子，在作者的筆下，她在園子裡幹活，奉獻了自己的勞動，地主拯救了她，她把自己的命運完全掛靠在這個園子裡，擔心著園子裡的收成與未來。甚至這個女孩還對我懷著一種對主人的暗戀的成份在內，這種感覺，肖瀟已經感受出來了。

這種關係，在作者筆下的另一種關係下，就是莊園主或公司老總對這個女孩的貪婪的性掠奪，而我在小說裡，卻假惺惺地對這個女孩保持著距離，生怕這個女孩過於熱情地投懷送抱。好像一個在他的手下奉獻著的勞動的女孩，恨不得隨時就會向他奉獻著肉體似的，這是一種多麼可笑的自戀。

在作者的敘事體系下，是他讓鼓額過上了人的日子，是他拯救了鼓額的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家庭，而在小說裡，我們根本沒有看到，為鼓額的父親改變過什麼，也沒有給鼓額更多的金錢，讓她能夠改變家庭裡的貧困，我僅僅是每月給予鼓額一點工錢而已，就是這麼一點微薄的薪水，竟然可以讓鼓額死心踏地，這隻能反映出初期的農村社會的狀況，這種作者對僱傭工人的過分自我感覺良好的自戀式想象，只能反映出敘述者的一種骨子裡的小家子氣。

在前臺的情節裡，我們看到，一個叫羅玲的女人，勾引了一個才十八歲的幹活的男孩肖明子。這個情節，在前面的故事中，多次出現過。成熟女人對童男的誘引，在作家筆下，被認為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並竭力加以美化。

而實際上，一個園藝師會去勾引一個私營農場主的打工仔嗎？至少我們在現實中是難以想象的。這個情節的出現，與前集中，我與音樂老師的亂倫接觸有著相似的肌理。

這是前臺的情節。而在作者適應整個書的整體架構而新加入的歷史恩怨的環節裡，我們看到了一個匪夷所思的線索出現。

在本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前面家族中都沒有提到過的“六人團”案件。這個案件本來與我的父親沒有關係，因此不在前面的描寫中，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本集中，這個“六人團案件”如此重要，決定著小說裡的歷史背景部分的重要走向。

這個案件對小說的現有結構的加入，戳破了原小說本身尚完整的故事架構，使本部小說顯得十分突兀，就像在一個言情與言欲的小說裡，非要加進階級鬥爭的故事衝突一樣，那種不倫不類的感覺，是必然的結果。

小說的開頭，根本沒有任何跡象，在小說裡還隱伏著一個對歷史迷津試圖揭開的主題，因為原小說架構中就沒有這部分的內容。作者去種葡萄園的動機，至少有一個是因為追求那個可愛的女孩的緣故，但是羅玲的出現，把我也裹脅到對父親歷史之謎的追蹤中去了。

這個羅玲的形象的用意，改變了作者的原初動機，這使得一旦羅玲出現，我就會被捲入到歷史陳案中去。

這種對歷史真相的追蹤，應該是我的一種自覺，但是在小說裡，由於這是作者的後來產生的一種創作意圖，無法改變原小說的發展趨向，所以，我的那種對家族命運的關注，是完全被別人激發出來的，與前面的要死要活的那種深沉的思考，完全不可同日而語，這正反映出這樣的小說在整體結構上前後照應與對應的捉襟見肘。

這使小說顯得相當的滑稽。就像文革期間的小說，非要加入一個階級鬥爭的線索一樣，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在六人團的事件中，我們看到的真相，沒有任何背景，任何來歷，就是一個縱隊的首長，下令處死六個支隊的首長，而他身邊的電報員姑娘因為知道了秘密，被他追殺。這個姑娘不得不逃出了縱隊，投靠了一個武林高手，但這個首長竟然動用了土匪的力量，劫持了這個姑娘，殺死了她投靠的那個高手。

奇怪的是，這個首長興師動眾地做到這一點之後，竟然沒有殺了這個姑娘，而是與她搭成了一個不說出真相的默契。於是，這個戰士姑娘隱名埋姓成了巫婆式的女人毛玉。後來這個首長竟然派出自己外甥，就是太史來監視這個毛玉，算一算，這之間相隔多少年？

首長大開殺戒的時候，應該在上世紀的四十年代，而作者種葡萄的時間，應該在八十年代，這之間相差了四十多年的光陰，這個首長，竟然還在追蹤著當年的那個知道所謂秘密的電報員，還派出了自己的外甥，來到窮鄉僻壤，專門糾纏著這個電報員，這樣的情節，說給誰聽，誰能相信？

但作者竟然煞有介事地這般寫來了，愣是把一個現實意義的種葡萄的題材，給拉扯進了可笑的神話的超現實的故事之中。

這個首長在作者的歷史知識幾乎為零的描寫中，就顯得相當的不真實，說他對電報員的胸脯偷看，整天只會在屋裡踱步，整天陰沉著臉，帶有相當的醜化性。他有最終決定權，所以他殺了三個首長，及相關連的部隊上的人，而其中老場長沒有被殺，到了鄉下，與毛玉進行接觸，後來場長又被調走。

這說明這個案件一直沒有平息下來，在縱隊的歷史中，首長所作的一切，怎麼可能一點沒有痕跡暴露出來？他將這種行為歸咎於別人所作，從而逃脫了對自己罪行的清算，這倒使小說變成了一個潛伏的階級敵人的故事。

而這個六人團案件，與我的父親的冤案根本沒有關連，但自己的父親屬於哪一個支隊，小說裡都沒有明說，小說只是含糊地說，因為父親同情六人團案件，所以受到牽連。

既然如此，羅玲對她的母親的前夫，就是六人團中的受害者的追訪，怎麼可能會找到我身上來？因為作者都明說了，我父親與六人團案件沒有交集。

於是小說也難以將我父親與六人團的事件交織在一起來，不得不憑空地讓毛玉成為情節的關鍵轉折力量。她除了說出六人團案件的線索外，另一個線索就是飛腳拐走了小慧子，這為自己找小慧子提供了情節動力。

毛玉在四十多年逃出革命陣營的情況下，竟然能夠知道飛腳在城裡的去向，而我卻無法找到，這樣的情節合理嗎？而作者僅僅因為毛玉提供的片言隻語，立刻認定飛腳就是導致外祖父被暗殺的真正的兇手，而且立馬憤世嫉俗地開始上門討債，把飛腳的兒子與女兒，都進行了一番妖魔化的描述，然後又竟然一出巡，就巧遇了飛腳的遺孀小慧，並認定飛腳當年是劫持了小慧。種種情節，把歷史寫成了兒戲。

其實從飛腳這麼多年來，與小慧堅守下來的狀況來看，並不能就說飛腳在道德上的缺陷。而把一個大宅中的丫環拯救出來，這完全是一個包括《家》在內的小說都加以首肯的時代進步現象，但現在卻在作者的逆行敘述下，惡意地把飛腳視內一個混入黨內的奸細來表現，實在有一點幼稚而可笑。

毛玉與現在的種葡萄的生活的關聯，就是她用迷藥，促進了我與肖瀟的感情，這是歷史線索與現實生活唯一的橫向的聯絡之處，但這個情節同樣是令人噁心的。

毛玉最後站出來說出真相，就是因為首長去世了，她從廣播裡聽到了。而首長去世了，但首長就是一個單個存在的人嗎？小說無暇顧及了。於是在小說裡確定下的一個理念，就是戰爭年代的奸細，才是導致建國後人揪人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在戰爭的概念裡，階級鬥爭並沒有消失，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

小說中的毛玉有一句話：戰爭還沒有結束，正反映了作者心中的一種奇怪的理念，一種陳舊的階級鬥爭的根深蒂固的理念，這使人想到同樣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冬天裡的春天》，這裡面也有一條當年的女游擊隊長被害死的兇手是誰的謎團，可見，作者的思想意識，與二十多年前的小說幾乎是如出一轍的。

幾十年如一日的陳腐理念，加諸在中國文學身上，這是不是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