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北宋交子的流通為起點，紙幣登上了歷史舞臺

。進入南宋後，作為交子繼承者的錢引繼續行用於四川，朝廷又在不同地域內，長期、大量地發行東南會子、湖北會子、淮南交子等多種紙幣，使紙幣流通基本遍佈南宋全境，對國計民生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然而，隨著發行量增長，紙幣逐漸出現通貨膨脹，財政、物價乃至社會控制都隨之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是現代學者筆下的研究議題，更是時人所面臨的真實困境。當時既湧現出了提出

“錢楮母子”說的楊萬里、秉持“錢實楮虛”說的楊冠卿等一批對貨幣理論較有建樹計程車人，又有大量官員在財政運作中建言獻策，並實踐了某些貨幣政策。

前人梳理南宋人關於貨幣的代表性議論，已有許多成果

。

這些議論試圖觀察紙幣困境的起因、表現、後果，抽象出某些自認為正確的理論邏輯，進而為朝廷制定貨幣政策提供參考。既有研究也在整理宋人議論的主要內容後，參照現代經濟知識，歸納宋人說法所體現的某些經濟學原理，論辯其是否能夠成立。

可以說，今人對於南宋貨幣議論的研究，主要是以理論原理作為討論物件

。然而，除了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林駉《古今源流至論》和宋元之際的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少數著作對紙幣歷史做出了相對嚴謹的考證，並被研究者視作討論宋代紙幣制度的基本史料外，絕大部分宋人議論的落腳點或是說理、或是論政。

儘管多少提及了紙幣制度的沿革變化

，這些議論並不以歷史考證見長，相反還多將過去的制度改寫為論證自己觀點的註腳。因此，作為紙幣制度源頭的北宋四川交子，雖時常在南宋人的貨幣議論中現身，其形象卻與真實情況不盡相同。

議論者為了更好地實現論述目的，選擇、刪削乃至虛構北宋交子的形象

，將其塑造成紙幣制度的理想模型。看似邏輯縝密、說理密實的南宋貨幣議論，其實也包含了許多有意為之的“不真實”之處。

這些“不真實”並非無用

，恰恰投射出議論者對於理想紙幣制度的關切之處和設計要點，並在分析議論觀點的理論內涵之外，給予了我們利用和解讀南宋貨幣議論的另一種可能性。

本文試圖從整理南宋貨幣議論中的北宋交子形象入手

，考察這些形象與真實的四川交子之間的差異，進而說明南宋人究竟重視紙幣流通中的哪些要素，他們理想中的紙幣制度是什麼，他們的意見能否作用於南宋貨幣實踐，以期為我們進一步挖掘宋代紙幣思想提供一些新的向度。

北宋交子的制度與流通狀況，是貨幣史、財政史研究領域中的經典議題

。

此處試從前人研究中歸納幾個北宋交子的關鍵性質，稍作解釋。這些性質對說明北宋交子的制度與流通狀況具有重要提示意義，亦是南宋議論所重點關注的內容。

官營北宋交子具有濃厚的財政性質交子起源於民間經濟

，一般認為鐵錢過重、難以搬運因而無法滿足經濟活動的需求，是交子產生的重要原因。私營交子起初由16富戶主辦，後因主辦者經營不善，無法按承諾兌現而陷入困境。

天聖元年（1023），新設的益州交子務接管交子發行工作，交子由私營轉變為官營。這是交子進入財政的開端，但其影響力仍侷限於四川本地。使交子具有國家財政意義的事件，是宋廷將其投放於陝西，購買軍需糧草。

籌集包括陝西在內的西北軍需，是北宋國家財政的一大要務

。交子被指定為支付陝西糧草和糴的工具，使其真正走上國家財政運作的前臺。自此，交子不僅僅是四川本地的流通貨幣，更是國家實現跨區域物資排程的重要結算手段，交子的發行、流通也就具有了濃厚的財政性質。

相較於在四川本地的流通職能，交子的財政意義顯然更在國家層面受到中央官員重視。南宋紹興六年

（1136），當時的中書省官員追溯稱“交子、錢引並沿邊糴買文鈔，皆系祖宗舊法”，將上述票據歸為一類，可謂一語中的。

北宋官營交子不能完全兌現私營交子尚為貨幣兌換

券

，需保證兌現，16富戶經營失敗的原因正在於無法履約。交子官營之初的發行制度保留了許多私營時期的做法。從“回納”“合同字號”“合同簿歷”等詞彙可知，早期的官營交子仍是一種兌換券，依合同在人戶和官府之間出入。

隨著交子流動範圍擴大、轉手率增加、發行量擴大

，其日漸滲透於貨幣流通領域，要求“一一對應”的合同兌換體系被棄用。以新一界交子兌換舊一界的換界制度成為官府迴圈交子的主要方式。根據每界交子的發行數量，基本可以認為新一界交子全額回收了舊交子，官府事實上不再組織日常兌現。

此外，按天聖時期的制度設計，交子一界發行125萬餘貫，備本錢36萬餘貫，但本錢“新舊相因”，並不用於日常兌現。可以認為北宋官營交子是以鐵錢為本錢的不兌現紙幣。南宋錢引沿用了換界制度，也要求全額換界。少數收換不盡的錢引，被稱為“水火不到錢”併成為總領所的收入。

作為官府購買陝西軍需結算手段的交子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兌換券的性質

，理論上能夠兌現。宋廷試圖將交子作為便錢，既便於商人攜帶，又能調動多地財賦支邊。如熙寧七年（1074）中書省官員稱“若於陝西用交子，止當據官所有見錢之數印造。

假如於邊上入中萬緡，卻願於某州軍納換

，即須某州軍納換處有錢萬緡，畫時應副支給”，但大多數情況卻多是官府沒有準備兌現的現錢，致使交子貶值。北宋交子屢因多發而貶值北宋交子的發行過程也非一帆風順。

在交子被用作國家財政結算手段後，其日漸增發以致貶值

。增發主要包括兩種方式：第一，熙寧五年（1072）後，交子改為兩界同時流通，市面上的流通量增加了倍；規定的發行量也多次被調高。

第二，為滿足財政購買的需要而臨時增發

。若細讀《宋史·食貨志》的記載，可知交子的制度動盪與幣值下跌在熙寧之後已成為常態。熙寧五年後，“交子給多而錢不足，至價太賤，繼而竟無實錢，法不可行”；

紹聖(1094—1098)以後

，為了兼顧陝西軍需和四川本地開支，“界率增造……每歲書放亦無定數”；蔡京改交子為錢引後，發行數量的增幅愈甚。大觀（1107—1110）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後經張商英整頓，錢引的流通狀況才有所好轉，此時距離北宋滅亡已經不遠了。綜上所述，北宋交子一方面是四川本地的不兌現紙幣，另一方面承擔著西北軍事財政結算手段的重要職能。這既使交子帶有濃厚的財政性質，又使其發行和流通狀態受制於國家財政運作。具體的表現主要是交子發行數量遠多於四川本地的貨幣流通需求量，幣值因而下降。

南宋貨幣議論中的北宋交子形象

，並未呈現現實中複雜、多變的狀態，而是作為一個制度源頭，或是理想的模型出現。儘管交子的演變和發展是不難獲取的史實，但幾乎沒有獲得議論者的關照。

論者大多先樹立起北宋交子的理想形象，再引出所關心的貨幣問題

。以下對這些理想形象的主要內容略作分析。對北宋交子的最高評價無疑是毫無弊病。楊冠卿在其《重楮幣說》中設問

：“西州之楮幣其便用亦東州之楮幣也，東州之銅錢其流通亦西州之鐵錢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無弊？”

他認為交子流通無弊的一個原因是鐵錢易壞而不可長存

，蜀人便樂於持有紙幣。相反銅錢能夠久藏，東南地區的民眾不願用紙幣形式來儲存自己的財富，這是東南地區的先天不足。但兩地之間更大的區別則是交子的流通性遠遠強於東南會子。

看起來交子能夠在四川地區的各種財政收支中行用，官府還透過稱提等手段，

使用貴金屬來調節交子的幣值；東南會子則在財政活動中處處受限，官吏甚至利用紙幣與銅錢的差價來牟利。

問題是，文字中交子的良好流通狀態乃是“蜀之立法”

，並不一定是實情，用以對比東南地區的實際流通狀況，未見公平。事實上宋廷也設計了諸多保障東南會子流通性的法令條例，如按“錢會中半”比例徵稅，命商人按比例使用現錢、貴金屬和紙幣購買茶鹽鈔引，至於使用貴金屬、度牒等稱提東南會子市價的案例，更是屢見於史料。

上文呈現的種種問題多因地方官員作弊而起，並非結構性難題

，無法說明朝廷不重視東南會子的流通性。楊氏在文中提出的一些解決方案，不外乎是堅守“錢會中半”的使用比例，由官府掌握紙幣的“輕重之權”等早已出臺的政策。

蔡戡也曾發表相似意見

。他稱當時的紙幣受偽造影響，無法長久流通。若要使紙幣經久可用，須“用蜀之制，必治欺偽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奸人不敢偽”。實際上南宋朝廷一直很重視紙幣偽造問題，多次出臺相關法律，欺偽之罪可謂必治。而北宋也曾出現過嚴重的偽造交子事件，險些導致交子被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