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在歷經百年的恥辱之後，中國人民終於站了起來。而“新”的確立，自然便要與“舊”鬥爭，這個“舊”既有舊的思想，又自然也有舊有的物什。

於是，很快一場關於北京舊城牆的存立爭論展開。以郭沫若為首的大多數人，支援拆除北京古城牆；而以建築學家林徽因、梁思成等人為首的一方，則堅決反對拆除古城牆。

對於這樣的爭論，郭沫若一方的優勢在於 支持者人數眾多，而對於深諳建築學的梁思成等人而言，如果一旦北京的古城牆被拆毀，對於古建築的保護、研究價值無疑都會大打折扣，於是很快他便和陳佔祥一起提交了一份長達2。5萬字的《關於中華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的報告，其中不乏有對古城牆的再利用之舉措，包括將城門設定為交通環島，城牆改造為立體公園等措施。

但是，這樣一份現在看來行之有效的報告卻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並未被採納，最終郭沫若等人提議的北京古城牆拆除提案透過。

北京，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底蘊的城市，其建城史長達3000多年，更是有著多達900多年的建都史。建國初的北京古城牆，作為元朝、明朝、清朝三朝興衰更替的見證，規模龐大，更是有“內九外七，皇七禁地四”的說法，說的便是這北京內、外城的十六門。

在長達幾百年的歷史週期內，從元朝建立，忽必烈定都北京；再到元王朝覆滅，徐達、常遇春的奉詔討伐；1403年，靖難之役勝利後朱棣的決意遷都，下詔修建紫禁城；及至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滅亡；多爾袞的入主中原，清末的八國聯軍侵華等等，北京古城牆也在毀與建之中無聲地訴說著這些滄桑的歷史。

但當郭沫若的 拆除古城牆提議透過，這些歷史無疑都將煙消雲散，而且是人為的主動的煙消雲散。

面對此情此景，身為建築學泰斗的林徽因、梁思成自然絕不甘心。作為一直致力於古建築保護的夫妻二人，在偌大的中國眾多的有關古建築上都留下了他們的痕跡 ，從廣濟寺、安濟橋、華嚴寺等等，對於即將被拆除的北京古城牆他們自然還想再盡薄力。

林徽因彼時早已是病體沉重，卻仍舊不顧身體之抱恙，奔走遊說，據理力爭，但即便如此卻仍舊毫無結果。

1953年時，外城城牆基本被拆後，郭沫若又將目標定在了朝陽門、阜成門的城樓。此時的林徽因痛心疾首，又一次挺身而出喊道：

拆了這些八百年的古城牆，來日方長，就算後悔了復原重建，贗品的城牆沒了歷史的厚重感，只是件多餘的擺設。”

這對於一個一生都致力於古文物保護的專家而言，何其悲壯。但這樣的話語也並未動搖郭沫若們的拆城決心。不出幾年，記載著數百年的古城牆消弭殆盡。如今的北京，也只有兩段古城牆倖存，一段被建成了明城牆遺址公園，另一段則修復後成了西便。

而當經濟富足，旅遊業大行其道之時，又有人專家提議重建古城牆。但且不說如今土地資源緊張，寸土寸金；即便是真正新建成功，正如林徽因先生所說的“厚重感”又何在呢？難道不就是擺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