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愛》

周蘇婕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拿到這本書，我也感到陌生。四年前的我創作時在想什麼，我也很好奇。

坦白講，重讀的心情分外複雜。有些小說壓根不敢看，我沒勇氣面對那樣的自己。有些小說可以匆匆速讀，邊罵自己邊找重點。有些小說會久久停留，甚至能想起在哪家咖啡館聽著哪首歌，冒出這種靈感。想到後來應該有眼淚落下來，但是沒有，因為我長大了。

寫書的人，是我，也不是我。

同時，我意識到一點微妙的悲劇性。即我當下寫的作品，無論小說或劇本，出版製作週期的緣故，總要好幾年才能抵達觀眾。每當我寫最滿意的時候，無法和大家共鳴。而當大家看到，我又開始嫌棄和羞愧。

不過，就像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我說服自己，作家理應是河，是海，好的壞的要全盤接受，才有足夠的能量站到上帝視角。

寫作的確改變了我。人都會被職業形塑，這一點到中年同學聚會時，差異尤為明顯。我已能想象自己未來的輪廓，坐在飯桌邊一言不發，人自身的變化，人與人的差異，平淡或離奇的命運，聽到什麼我都只是笑笑，只想去拍拍人家肩膀，是啊，我懂你。

我應該做那個懂所有人的人。

這是作家的職責。故事講究戲劇矛盾，而真正深刻的矛盾，一定是價值觀的矛盾。不可避免，我總要寫一些和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不一樣意味著尊重，甚至是厭惡。但當我厭惡筆下的人，那一定寫不好。只有寫到這個人很興奮，觸到我心裡某個角落，情感自然湧上來，人物才能活。

不寫工具人，以及絕對的正反派，是我的底線。人違背自己的價值觀很痛苦。正如在現實裡，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邏輯，並在這個邏輯裡合理行事，正義行事。我的意思是，小偷偷東西時，也覺得自己是對的。所以，我必須站在更高維度，才能把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組局。

而在創作過程中，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敏銳力和共情力在增強，對事物的接受度和包容度在擴大。寫作要求我看到層次，看到變化，好如何建立在壞的基礎上，壞又如何從好裡生長出來。

我寫長篇時，設定兩對六零後夫妻，性格非常對立。但寫著寫著，到某個點上，他們突然交匯了，變成很相似的人。不是瞎編，而是精準好性格，人物會自己走下去，走到作者都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愈發感到人和人沒太大差別。道德是相對的，善惡是模糊的，這個人邏輯裡的好，是那個人邏輯裡的壞，可邏輯和邏輯沒有對錯之分。是餘華在《活著》裡追求的高尚，對善惡一視同仁，對一切事物理解後的超然。是嘉靖在《大明王朝1566》裡的長江黃河論，清水濁水都會氾濫，也都需治理。

簡單價值觀裡的人比較幸福，凡事下定義貼標籤，情緒便可明確處理。但張愛玲寫，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要繼續寫作這條路，我只能當一個真人。是幸運，也是悲哀。

從2009年高一，到2022年現在，13年時間終於出了第一本書。簡單回顧來時的路，早八年是與自我意志的搏鬥，我也很驚訝，一個一無所有的人鐵了心要當作家。2017年，進劇組跟著前輩寫電視劇。2018年，寫七個短篇，即《空心愛》這本書。2019年，寫話劇並排演，構思長篇小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寫完23萬字的長篇。之後休整，嘗試一些別的事，直到2022年夏天，寫完一個電影劇本。

概括起來不過三言兩語，早年受的苦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唯一想提的，是創作本身。

電視劇劇組出來後，我迫切想寫自己的作品。劉震雲的《一句頂一萬句》、王安憶的《長恨歌》、畢飛宇的《玉米》，這三本在當時給了我巨大的震撼。很想一蹴而就，但根本做不到。不管從哪個層面，我的能力都很匱乏。於是逼迫自己，每寫一篇就要有質的進步。

現在短篇集的排序是亂的，如果按時間來，可以清晰地發現創作上的變化。有些小說重深度沒敘事，有些小說重衝突沒辨識，可不要緊，慢慢就會感覺到，這些能力在綜合性地進步著。所以《空心愛》裡的八個短篇各有側重，參差不齊，是我有意而為之。覺得筆力稚嫩是對的，最好的作品永遠是下一部。

作者：周蘇婕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