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說你怎麼看

關於包公，胡適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古來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的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因胡適先生的這段話，人們便把包公這樣的人物，稱為“箭垛式的人物”。意思是他如同諸葛亮草船借箭時用的稻草人一樣，本來只是一紮乾草，卻可以吸收四面八方射來的箭，不但不傷皮肉，反而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從宋代話本，到元雜劇，再到明代公案小說，最後到清代的公案俠義小說，包公這個“箭垛式的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不斷地被演繹加工，形成了獨特的包公文學。今天，我就以歷史朝代更替為脈絡，給大家簡要梳理一下歷史文學作品中的包公形象演變軌跡。

1、宋代：清廉不阿的人

因為歷史上真實的包公生在北宋時期。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分為三個方面來講：

（1）歷史上真實的包公：為什麼“箭垛式的人物”選中了他？

包公，即北宋包拯，於宋真宗鹹平二年出生於廬州（今安徽合肥），卒於仁宗嘉佑七年，享年64歲。包拯幼年及少年時代，深得父母寵愛並受到良好教育，自幼刻苦讀書，29歲時（仁宗天聖五年），中甲科進士，除大理評士，任建昌知縣。因父母年事已高，後辭官歸鄉，直到父母去世後，於景祐四年赴京聽選。歷任知縣、知州、監察御史、轉運使、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龍圖閣直學士、開封府尹、樞密副使等職。

根據典籍記載和評論，歷史人物包公的主要精神品質可以簡要概括為：忠君愛國、直言進諫；關心民生、為民請命；剛直不阿、不畏權貴；清正儉樸、自奉廉潔；嚴格執法、善斷疑案。

其中，最後一點品質，我們要著重強調一下。

包公認為“法令”是立國之本，任何人，包括貴族統治者乃至皇帝本人，也都要在法令允許的範圍內活動。包公一生竭力維護的正是“法令”的公平公正性，這是他能夠成為文學中的“第一清官”的關鍵原因，也是各類歷史文學作品中的包公故事反覆描寫的一個核心主題。

包拯所具有的上述精神品格，使其在當時就受到百姓的稱頌。《宋史·包拯傳》有曰：

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所以，

歷史上的包拯不僅具有清廉正直、秉公執法的基本品質，而且他還敢於橫批逆鱗，彈劾貪官汙吏，故而忠直之名遠播，成為百姓在黑暗社會里所期待夢想的清官，也具有了足夠的能量來承載四面八方射過來的“箭頭”，成為清官的代表和清官文化的“箭垛”，繼而當之無愧地成為後世的文學作品中“清官”的形象代言人。

（2）宋代文人筆記中的包公形象：帶有較濃的史料意味。

在宋代文人筆記小說中，士大夫們讚美的主要是包拯忠言直諫、不畏權貴、清廉剛正的優秀品格，表達了對包拯的欽佩。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段子，便是包公彈劾張堯佐的記載，非常精彩。

說是宋仁宗想要升任張皇后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史，當時作為監察御史的包拯不同意，為了充分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包拯“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仁宗只好收回了成命。

但

因文人筆記主要是記載文壇逸事和文士風流，所以有關包公故事的記載很少，散見的隻言片語，也是在展示他的耿直。所以，這時候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還介於歷史和文學之間，帶有比較濃厚的史料意味。

（3）宋代話本中的包公形象：從歷史人物進入文學形象的轉折點。

當包公在嘉佑七年去世以後，他的文學形象便開始在話本小說中出現了。這時候的話本，經過說書人的演繹和藝術加工，開始有了生動的情節，包公的文學形象逐漸變得豐滿。

現存的有關話本，主要有《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合同文字記》，《醉翁談錄》中的《紅綃密約張生負李氏娘》，以及後來散見於“三言”中的《三現身寶龍圖斷冤》、《宋四公大鬧禁魂張》、《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這時候的包公形象還處在孕育期，尚未成型，比較單薄，話本只寫了他秉公執法的品質，沒有突出其智慧和才幹，性格介紹也比較平淡。

可以這樣說，宋代話本是最早描寫包公的古代小說，也是包公從歷史人物進入文學形象的光輝起點。

2、元明：片言折獄的神

我們在這個部分，分別從元雜劇、明代詞話和明代公案小說中塑造的包公形象，來分別為大家講述。

（1）元雜劇中的包公形象：開始有了神異色彩。

元雜劇中包公戲的數量比較多，包公的個性特徵也得到了較大的豐富和發展。元雜劇中的包公清廉剛正、不畏權貴、善斷疑案，而且具有摧挫權豪勢力、為民請命的精神品質，體現出民眾對於“公道”和“正義”的強烈訴求。

但，也正

在元雜劇中，包公開始有了神異色彩。

各種包公戲都把包公的開封府比作“閻王生死殿，東嶽攝魂臺”，這樣就把包公和閻王及東嶽判官聯絡起來，表明他具有“日斷陽，夜斷陰”的超人能力與權威。

這時候的包公形象飽滿且富有光彩，不僅概括了當時普通民眾心目中清官的共同特點，同時也為日後包公在文學作品中的清官形象演變奠定了基礎。

（2）明代詞話中的包公形象：神性色彩加劇。

明代主要有八種包公詞話，分別是《包待制出身傳》、《陳州糶米記》、《仁宗認母傳》、《斷歪烏盆傳》、《斷曹國舅傳》、《張文貴傳》、《斷白虎精傳》、《劉都賽看燈傳》。

這八個故事在內容上相互聯絡，首次講述了包公在文學作品中的出身故事、成長經歷、家庭關係及為官斷案的經歷。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的《包待制出身傳》中，將包公出身演繹成因貌醜被父嫌棄，後被嫂子撿回並撫養成人；後來考中狀元、官至丞相。

這個時期的包公形象特徵主要是：權威比元雜劇中更加誇大，對皇親國戚的懲處都能得到宋仁宗的支援，皇帝對其有特殊的恩寵；神威也進一步得到強化，先是天上文曲星轉世，後又在斷案過程中可以得到神仙的指引、鬼怪的幫助，甚至連城隍老爺都得聽他的指揮。

這些形象特點成為包公形象的重要標誌，並且直接啟發了後期明代公案小說中的包公形象塑造。

（3）明代公案小說中的包公形象：“神”性達到巔峰。

包公在明代公案小說中進一步被神化，成為無案不斷的“超人”。為了讓包公能夠攻克各種疑難雜症案件，明代公案小說賦予了包公很多神奇的超能力。這些超能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破字謎。

比如在《扮戲》一案中，劉仙英被人拐去，苦找不到是被何人拐了去。包公便焚香祝告，剛燒完香，就聽到有讀書聲，“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清早起來又聽到衙後有人唱“戲臺上，好生糖，子良也”。包公將兩次聽到的資訊拼接到一起，經過綜合分析，很快得出拐走劉仙英的是戲子唐子良。

②預冤兆。

如在《黃菜葉》一案中，包公出門，發現馬不往前走，便說“這馬有三不走：御駕上街不走，皇后、太子上街不走，有屈死冤魂不走”。遂斷定附近必有冤情，從而牽出了趙王霸佔劉都賽害師家滿門的冤情。

③通鬼神。

每當包公找不到破案線索的時候，他就會去焚香祝告，燒完香一般就會倦意襲來，伏案而睡，睡夢中就會有鬼神來給其提供線索或指引，一覺睡醒來，很快案子就破了。

④斷精怪

。包公在明代公案小說裡，連妖怪都可以斷。比如在《為眾申冤刺狐狸》一案中，寫的就是包公捉狐狸的事。

總體來說，在明代公案小說中，包公的神性形象達到了巔峰。此時的包公，已然失去了凡人的形象，逐漸化身為一種準則和信仰，成為人民大眾心目中的神。

3、清代俠義小說中的包公形象：忠君護主的臣。

在清代公案俠義小說中，包公形象出現了轉變，開始逐漸走下神壇，重歸“凡人”世界。在這一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幾部文學作品是《三俠五義》、《萬花樓演義》及《清風閘》等。

在《萬花樓演義》中，包公被塑造成為一個圓滑世故、人情練達的忠臣，只是這個忠誠失去了之前文學作品中那種帶點鋒芒的耿直。他善於察言觀色，明哲保身，對君王的態度也有了普通大臣身上的唯唯諾諾。

而到了《三俠五義》中，包公的能力範圍更是大大縮小，不再借助神靈和鬼魂的指引，而是主要透過綜合運用自己的經驗智慧，對案件進行邏輯縝密地推理。比如在劉氏謀殺親夫、沈青在迦藍殿殺死僧人等案件中，他會更多地根據生活常識及各種線索之間的勾稽關係去進行推理，從而將撲朔迷離的案情抽絲剝繭般層層剝開，最後做出公正的判決。

這一時期的包公形象，開始演變為朝廷忠臣形象，其鬥爭的主戰場從統治階級外部轉向統治階級內部，成為維護皇權、反對奸臣的護國忠臣。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包公在文學作品中開始走下神壇，成為一個忠君護主的臣。

綜上所述，

包公在我國曆史文學作品中的形象，是以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包公形象為基礎，經過後期歷代文人的不斷演繹附會和加工，從而塑造出來的“箭垛式人物”。

其文學作品形象，經歷了“從清廉不阿的人，到片言折獄的神，又到忠君護主的臣”這樣一個演變軌跡。

每種演變軌跡背後都藏著一個歷史朝代的社會文化背景，每種包公形象的塑造，都是深藏於民眾心理深層結構中的心理積澱和理想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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