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銳黨是什麼意思

當今世界，無論就人口還是文化影響力，亞伯拉罕體系都可謂獨佔鰲頭。其中的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一神教，並且這一位“神”在神學上是同一位。三者都樂意把“教史”匯聚到亞伯拉罕這一源頭，使得他們在信仰的不同層面都產生了不少契合點。回望歷史，三者分別結合政治後所形成的“三國殺”幾乎構成了半部世界史。

對於“天啟宗教”而言，“正統”是個格外重要的問題。這從邏輯上也不難理解，一神信仰下的各宗教與宗派好比帝王之家的眾子，嫡子，庶子乃至私生子無一不想參與太子之爭，倘若能贏，則是贏者通吃。雖然如此，三大宗教既然都“頑強”地存到如今，證明“神”的天下已經被三分了。因此，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正統”，而是長幼有序的問題。

透過上期的主題，我們知道了“體系化”與“規範化”對於“宗教”的傳承是多麼重要。以佛教為例，在“三寶”——“佛法僧”之中，“佛”不可見，只有“法”（經書）和“僧”（信眾）是可見的。兩者之中，“僧”的有限壽命決定了“法”對宗教本身的影響力更大。

經書的固化或相對固化，使得“宗教”能夠形成可持續的實踐，真正成為一種信仰正規化。因此，儘管歷史上有太多宗教先賢開宗立派，但嚴謹地來說，特定“宗教”的產生應以經書的出現作為分界點。在分界點到來之前，定義一個“宗教”是無憑無據的，更有點像道聽途說的。於是，經書的年齡，成為了判斷宗教年齡的重要因素。書寫介質的有限與寶貴，使得宗教早期均採用口傳模式。

因此，經書的實際年齡總是比考古所發現的經文殘片要早不少時間。不過，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在天啟宗教之中，伊斯蘭教經書降世的時間還是晚於另外兩者。

那麼，猶太教與基督教呢？

或許，大部分人會說，“先猶太教，後基督教”。“基督教就像猶太教的兒女。”那麼，事實果然如此嗎？

按照上文的判斷邏輯，我們先了解一下“聖經”的歷史。

如果拋開保守的考證，只以經書本身的記載來看，“律法書”（摩西五經）因著猶太民族的領袖摩西而降世。之後，因著“選民”逐漸隨從異教，“律法”日漸不受重視。根據考古學與文字批判學的成果，如今的《希伯來聖經》最晚於猶太人第一次大流散（公元前6世紀）之前有了雛形。至少在那時的祭司階層，人們已經開始確立“聖經”的正典（canon）了。

流落他鄉，每逢佳節倍思親，為了儲存信仰，使得“聖經”逐漸文字化、規範化。及至他們70年後迴歸猶太地，進入第二聖殿時代時，祭司以斯拉再次宣讀了“律法書”。除了摩西五經外，先知書最晚於公元前100年也都被收入了“基準”之中。在耶穌出現之前，最後一批“聖著”也被納入了《希伯來聖經》之中，形成了最終的24卷經書。

儘管卷數不同，《希伯來聖經》與基督教新教聖經的舊約部分一致（天主教聖經略有差異）。

顯然，共同的經書，使得兩者難分伯仲。那麼，基督教聖經的“新約”呢？“新約”確實晚於“舊約”幾個世紀，不過猶太教裡面還有晚於“新約”的經典——《塔木德》。

看來，以經書歷史作為長幼區分的方式似乎並不適用於猶太教與基督教？為此，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深入問題的實質。

如上文所論述，經書的重要性在於規範信仰的正規化。而正規化包括外在的規範，如儀式儀文與禮儀禮節等；內在的教理，如信仰的目標、方式、意義與原則等。就公元1世紀的猶太基督徒來說，其外在規範與其他猶太教信徒並沒有什麼區別。正如使徒保羅在羅馬書2：28-29裡說的，真正區分人的是裡面的教理，基督徒才是“真猶太人”。那麼，哪個教理更早呢？

基督教由耶穌帶來的“啟示”而出現，而耶穌晚於摩西1000年以上，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們不能被“耶穌是猶太人，猶太人基本都是猶太教徒”的錯誤邏輯迷惑。

在這一邏輯裡“猶太教”的概念被偷換了。

“猶太人”指的是在血緣上認同祖先是亞伯拉罕的民族，為了彰顯這一點，他們往往有意或無意、主動或被迫地堅持祖先的傳統文化，包括最核心的“猶太教”信仰。正如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公元前500－公元100年是《希伯來聖經》的定型期。經書的不完全穩定，使得定型期間的“猶太教”在教理上也是不穩定的，同時也具有了較強的可塑性。所以，

2000年前的猶太教不是當代的猶太教，乃所謂“古猶太教”。

古猶太教是一種集體信仰傳承與文化習俗交織的產物。在經書不定的時代，生活即信仰，因而更容易異化。

根據約瑟夫的《猶太古史》記載，2000年前的猶太信仰世界有5大教派，即法利賽派、撒都該派、艾塞尼派、狂熱派、撒馬利亞教派及數不勝數的神秘團體（密宗風格）。

其中，撒都該派是祭司階層，

因為職位緣故，地位是最高的。

法利賽派多文士

，他們每天面對經書工作（抄經），所以在經書方面是最鑽研的，自然也是猶太知識分子的代表。

艾塞尼派有很多貧困階層，

所以他們選擇遠離城市生活，採取社團化的生活信仰模式。

撒馬利亞派源自猶太民族的南北分裂，

作為北國的傳統信仰，他們只承認摩西五經的“神聖性”。

“奮銳黨”，即狂熱派則致力於政教結合，

以武力反抗羅馬人為志向，又被稱為匕首黨，以其成員身懷匕首搞暗殺活動而著稱，致力於實現民族獨立，恢復馬加比王朝的狀態。

至於其他小團體（包括耶穌的拿撒勒派），則各有自己的“拉比”（老師），自成一派教理。這些派別之間的關係類似如今佛教各宗派，互不干涉，各自解經，對《希伯來聖經》不同書卷的偏重不同。

宗教會異化，宗派則亦然。追本溯源，

如今存在的“猶太教”起源於法利賽派

，而基督教則是拿撒勒派發展壯大後的產物。

法利賽派取得“猶太教”牌匾的過程乃是這樣。

首先是祭司階層的衰弱。

祭司的職能是代表人與神發生關係，在猶太信仰文化之中，祭司與聖殿息息相關，而兩次聖殿被毀，使得祭司一職逐漸無用武之地。對於以信仰立國立族的猶太人來說，面對聖殿消失這樣的民族浩劫時，盡全力儲存信仰習俗、文化是重中之重。在第一聖殿被毀之後，開始編撰《希伯來聖經》，還興起了“會堂”取代“聖殿”，使之作為信仰生活的中心。如此，鑽研“獻祭”儀式被鑽研“經書”所逐漸取代。

起初的會堂是由一個或幾個家族之中最“資深”的人來召集帶領，每週定期聚會，研討經書，致力於將經書與異邦生活所產生的問題相調和。當然，要談對經書的理解水平，失業的祭司階層，無疑還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最早的會堂領袖，多半被原祭司家族佔據也不足為怪。作為“學院派”，他們開發了“口傳律法”作為經書的配套，以滿足大眾生活需求。

其次是口頭律法的普及。

第二聖殿的落成使得祭司階層得以復甦，但是聖殿已不再是唯一信仰場所。“學院派”分化為管聖殿的“撒都該”與管會堂的“法利賽”兩派。立足會堂這個平臺，法利賽人相比撒都該人更受到民眾歡迎，口頭律法成為了他們的法寶。撒都該人拒絕法利賽的口頭律法，並僅根據經文字面理解，

類似於如今的“基要派”。

對於普通大眾來說，撒都該人放棄了變通的“口傳律法”，其生活過於嚴謹，而法利賽人具有“改良色彩”，是真正懂律法的“拉比”。 馬加比王朝覆滅後，法利賽人繼續堅持猶太法律與傳統，被認為是最精確的猶太法律專家和解釋者。

最後是《塔木德》的編撰。

第二聖殿被毀前後，古猶太教之中的有識之士（多半是法利賽人），意識到即將再次面臨民族危及。所以，他們著手兩件事，一是徹底定型《希伯來聖經》，二是開始編撰《塔木德》。《希伯來聖經》與基督教新約定型時間差不多。之後的300多年裡，他們的精力主要在後者之上。

短期內復國無望，猶太民族散居範圍的擴大，使得法利賽派決心將流行於世的“口傳律法”彙編成書，即《塔木德》。《塔木德》分為《密示拿》與《革馬拉》，真正的“口傳律法”都在《密示拿》之中，而後者是對前者的進一步補充解釋。為便於記憶，我們可以說，《密示拿》是《希伯來聖經》的註釋，《革馬拉》是註釋的註釋。

那麼為什麼《塔木德》需要那麼多註釋呢？因為《希伯來聖經》有太多在普通人看來難以理解的地方。既然找不到標準答案，那麼就某一問題的各種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討論都會被羅列其中，供讀者按需取用，是為“猶太智慧”。

《塔木德》的精髓即真理是無止境的，沒有人擁有絕對真理，真理是多數人思考下的產物。隨著《塔木德》的出現，“口傳律法”不再需要口口相傳，“法利賽派”有了自己的經典，按照我們上文對於宗教經書的認識邏輯，“法利賽教”產生了，也就是如今的“猶太教”。

當然，這個“猶太教”在啟蒙運動之後繼續分化為“正統派”、“保守派”、“改革派”與“重建派”等等。無論如何，這些派別都可溯源至“法利賽”這個古老的教派，因為他們的信仰基石取自於《塔木德》（邁蒙尼德撰寫的“信仰原則十三條”）。

法利賽派的《塔木德》有兩種，《巴勒斯坦塔木德》完成於公元450年左右，《巴比倫塔木德》完成於公元550年左右。保守估計，拿撒勒派的《新約》的全部書卷最晚於公元350年左右被彙編成書。那麼，回到起初的那個問題，

猶太教與基督教誰先出生呢？經書歷史原則在這裡又適用了吧。

2000年前，紛繁的猶太信仰文化立足於“希伯來聖經”，各教派無一不是自詡代表了真理。然而，只有兩部新的經書產生，並由此誕生了兩種宗教。一是“法利賽教”，二是耶穌與門徒共同建立的基督教。這兩個宗教是人類最古老天啟宗教——“古猶太教”的“見證者”。

下一期，我們就將討論後者的誕生，敬請關注“基石系列：他們為什麼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