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殿是帝王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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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都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說，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新政權建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元和定都，似乎有了首都，政權才有了根基。而對於首都的營建也是歷代帝王必不可少的大事，比如今天的北京故宮依然是讓人歎為觀止。

也因為首都的重要性，古代一旦皇帝動了遷都的想法，則必然會有大批聲音來反對，比如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就引起了大批鮮卑貴族的反對，最後不得已值得以出兵為由逼迫反對者同意。崇禎皇帝也曾經動過遷都南京的念頭，但是最後苦於大臣的反對只好作罷，最終命喪景山。這一切都因為對中央王朝來說，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文化中心，天子腳下的皇城根有著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崇高地位和特權，直到今天也是這樣。

但是我們心中“眾星捧月”的首都，在少數民族建立的遼，卻完全不一樣，不僅不是唯一的，甚至還有五個，它們都也都有“京”的名號，並且在遼代的行政體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種制度也影響了後面女真人建立的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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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京制度

遼代的五京制度，並不是某個皇帝的突發奇想，而是經歷了漫長過程才最終確立。從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神冊3年出現的“皇都”開始算起，到遼興宗時期最後一個的西京被確立，共歷時126年，經過7代帝王才最終完成形成。要知道遼國國祚一共218年，也就是說五京制度的確立，花費了遼國近一半的時間。

神冊三年，遼太祖建立了契丹自己的都城，一開始的名字叫“西樓”。所謂西樓，並不是一座樓，而是契丹古地名。在部落時代，阿保機秋季狩獵多在此地，作為遊牧民族，契丹自然保持著騎馬打獵的習俗，常年在此打獵的阿保機就把此地作為龍興之地，在神冊三年定都於此，並開始建立“皇都”。

到了938年，此地正式改名為“上京臨潢府”，西樓即上京這一點在《遼史》、《資治通鑑》中都有記載。

第二個都城是在928年正式卻。這裡要提的是，雖然938年才正式有上京的說法，但是由於其很早就被作為都城而存在，所以把它視為第一都城。

根據《遼史》的記載：天顯三年十二月，升東平郡為南京。這個南京一開始是東丹國的都城，東丹是遼在滅亡渤海國後在其地設立的一個屬國。後來遼太宗耶律德光又廢除東丹國，把東丹國的屬地劃到東京遼陽府。

這樣一來，原來作為東平郡的南京變成了遼的東京，而南京的稱號就給了幽州，這個幽州就在咱們熟悉的燕雲十六州的中。後晉石敬瑭為了獲得契丹的支援，主動割讓燕雲十六州，契丹得到了中原的大批領土，於是遼太宗就把原來的東丹國東平郡的南京變成了東京，把燕雲地區的幽州變成了南京。

後來在1007年和1044年又分別建立了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至此，遼的五京全部完成。

其實今天不僅僅是想聊遼代五京的建立過程，更多的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遼的五京在遼代的行政劃分中到底屬於一個什麼地位，是五個首都還是五個地方行政中心，還是有著不同於咱們傳統意義上“首都的”的意義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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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四輔

由於首都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遼之五京，一主四輔”，也就是把上京做為全國的首都，其他四京作為陪都。其實陪都制度在中國古代並不少見，歷朝歷代的陪都，除了本身的政治屬性之外，都扮演著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比如清代除了北京之外，就把盛京奉天府做為陪都；明代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南京依然做為陪都存在並保留了一套行政班底，在崇禎皇帝殉國之後，南京也短暫的做為南明小朝廷的都城再次發揮其“首都”的作用。

這麼看來，遼國四京陪都的說法似乎也說得過去。但是依然有人持有反對意見，其根據是來源於遼代的“捺缽”制度。所謂“捺缽”，是契丹語的譯音，本意是指遼國皇帝的行營。自遼代以來，遼國帝王都保持著其祖先在遊牧生活中養成的居處無常，四處遊獵的習慣，所

以

“捺缽”也就成了指帝王的四季漁獵活動的專有名詞，也就是“春水秋山，冬夏捺缽”，合稱“四時捺缽”。

根據《遼史·營衛志》的記載，皇帝的出行是十分不固定的，而這種不確定性也就說明了，皇帝每年待著宮裡的時間少之又少，而且每當皇帝出行，遼的重要行政機關比如中書省、樞密院等也隨駕而行，故有“行朝”的說法，這一點也得到了當時宋人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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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中心

所以有人據此認為，遼之五京，並沒有起到像中原王朝首都一樣的作用，不過是地方的行政中心，類似於咱們今天的省會加軍區。這一點似乎也很有說服力，因為遼代的地方行政制度還有以五京命名的“五京道”。而如果非要找一個首都的話，由於上京是契丹根源所在，所以上京可能在名義上更代表“首都”。

但是不要忘了，由契丹民族所建立的遼，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他們並不同於匈奴和突厥，只用帳篷就能統治整個草原；另一方面他們的統治區也不僅僅侷限於草原，還包括有大量漢人的地區，這就使得他們的政府不再是“逐水草而居”的流動政府，而需要一個真正意義是上的，穩定的行政中心。

這一點體現在隨行官員的數量上。雖說皇帝捺缽官員隨行，但是顯然把整個政府班子帶著身邊是不現實的，不僅耗費人力物力財力，也嚴重影響了皇帝的行進速度。根據《遼史·營衛制》記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御史臺、大理寺等只選擇少數官員隨行。平時，宰相以下均留守中京，小事自行解決，大事再報告皇帝決策。

還有契丹人對於宮殿的建設和在五京中從事的活動。遼聖宗就特別重視中京的建設和營造，雖然遼的京城並沒有同時期北宋的開封汴梁那麼雄偉華麗，但是作為首都應有的基礎設施卻也一應俱全，比如上京臨潢府和中京大定府，就按照中原王朝的規劃，建立外城，外城內是皇城，並且也按照“前朝後寢”的方式營造宮殿作為上朝和居住之所。

根據《遼志》記載，這些宮殿不僅有上朝用的，還有專門供皇后居住的文化殿、已經舉行冊封儀式的元和殿、弘政殿、宣慶殿等等，這些記載至少說明，在遼代，冊封等重大儀式已經在京城舉行了。

除了政治之外，遼之首都還起到了財政中心的作用。尤其是作為五京之一的南京，由於南京幽州府位於漢地，物產跟其他四京相比較為豐富，再加上遼的軍事重心不同於中原王朝，歷代以來中原王朝的防守重心在北方，而原本出於北方的遼，自然軍事重心在南，所以南京的軍事開銷自然最多，故遼國的財政多向京城流動是可想而知的。為了供應皇室和朝廷的巨大開銷，上京設有專門用於儲備的倉庫和管理官員，這些都是流動的行營無法有效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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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上所述，遼代的五京，並不是名義上的首都，也不僅僅是地方行政中心。由於遼代是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雖然其有皇帝無固定居所的特點，但是遼又早早超越了那些完全憑藉武力進行征服的純遊牧民族，在政權方面更傾向於中原王朝，仿照中原王朝的統治機構和方式。

所以雖然遼代的中樞系統雖然隨皇帝“捺缽”，但是也需要一個固定的政治中心。由此可見，遼代首都，是皇帝結束“捺缽”和巡遊結束後的歸宿。因為他的家庭成員的主要部分並不隨駕，而是居住在城中，政府的大部分人員也在城中，物資儲備，供應中心也在首都。

不過，遼代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並不完全等同於中原王朝，由於其少數民族的本性，其首都的作用和地位與同時期的北宋東京汴梁依然不可同日而與。簡單來說，遼之五京，雖然達不到中原政權首都政治中心的那種高度，但是也是其他遊牧民族的帳篷不可比擬的。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康家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