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他者這個概念而言，一般是參照主體來呈現，主體往往是作為權力的載體。

福柯認為，“主體具備雙重意涵。一是需要控制和依賴而屈從於他人；二是透過良心和自我認知而束縛與他自身的認同”。這兩層意涵都彰顯了權力控制的形式，個體建立主體性就更加困難。

巴迪歐關於主體的論述中提及“主體、事件與真理是三位一體、緊密相連的。可以通俗地解讀為：主體不僅是事件和真理的行動者，也是事件和真理的聯結，從存在上看，主體的出現迫使事件去探尋整個局勢的真理。

青春電影中，如何建立“主體性”？從兩角度尋找答案。

“他者性”的消失

他者理論出自波伏娃，突出的就是客體性和差異性，正如她所言

：“主體性與他者性同為人的共有屬性”。

“男人”這個詞通常被人

們

來泛指一般的人，其標準就是人類社會的活動標準。它教我們如何去生活，如何去交流，而女性成為“第二性”，就成為了相對於一般人的“他者”，猶如夏娃是亞當“一根多餘的肋骨”。

所以長期以來不管是好萊塢商業電影對女性的物化，還是女性電影中對男性霸權進行解構，

對抗是其必不可少的一個主題。

而自2010年以來無論是懷舊類青春商業電影，還是現實主義青春電影，

以女性為主角已經成為一個鮮明的標誌。

但這些電影中的男性角色卻很少具有壓迫或控制的屬性，相反經常透過男性角色去服務於女性角色的塑造。

《過春天》中佩佩的父親角色雖然值得批判，但其呈現的方式卻是一個底層勞動者，居住在破舊的房子裡，辛苦打拼為家人買房，給女兒錢的時候還要囑咐她“別讓你媽知道”。

傳統意義上父親的形象所代表的權威已經轟然倒塌，對佩佩母女也不具有控制意味。在

物質上他無法給予其母女以滿足，在精神上更是連家庭空間那個場域都未涉足。

仔細比較其實佩佩和母親居住的生活空間遠遠比父親生活的工地要乾淨、富裕得多，但也正是這樣的比較向觀眾證明了父親與其母女之間的情感疏遠距離。

與此類似的還有《黑處有什麼》中的父親形象，儘管他對女兒曲靖極盡約束，在行為上和精神上控制女兒，從而壓制本該處於青春期的正常成長。

但這個父親已經不是無所不能的父親，由女兒親眼看到他在單位被領導臭罵就一點點開始解體了。相反，

青春電影中出現的男性角色反而開始凸顯女性開始發揮物化作用了，儘管力度很輕。

《過春天》中佩佩的好友Jo的男朋友阿豪，在Jo的眼裡他要為大小姐“服務”，自己要出國的事情也完全沒有告訴他，甚至和佩佩開玩笑說出國後將阿豪讓給她。

與此關係類似的《七月與安生》中儘管兩個女孩都愛著家明，這兩個男性角色都在女生之間的友誼中充當著主要作用，但“三角關係”的處理與打破都是兩個女孩佔據著主動，

男性始終被當作工具，被“凝視”。

拳擊訓練場上，已經對阿豪暗生情愫的佩佩透過鏡子凝視Jo和阿豪的親熱，同時也在審視自己，這無疑是對女性佔據主動地位的刻意書寫。

七月與安生的糾纏和較量與七月的男朋友家明緊密有關，但兩人第一次挑破是七月送安生離開的火車上，安生脖子裡掛著的家明送的佛牌，代表著家明。

男性在此時呈現的作用就只是一個物件一樣的催化劑，而兩人第一次大聲爭吵也是將家明鎖在門外，七月與安生站在鏡子前開始博弈。

也就是在此時，七月和安生袒露出真實的自我，一向乖巧的七月其實嚮往自由，一向漂泊的安生其實憧憬安穩的生活。

在審視與自我審視中，兩個真實的靈魂才在身體空間裡歸位。

困境中的自我審視

《狗十三》中，李玩的宣洩體現在尋找狗這一段，她瘋狂

的

穿梭在大街小巷，衝著家長大吼大叫，這種歇斯底里其實並不僅僅是因為“愛因斯坦”丟了，更是她心底多年來的壓抑正藉此發洩，這是一個走向成年的女孩對於主體能動的外在表現。

《陽臺上》很多畫面都是主人公的心理外化，比如許多“柵欄式構圖”：從開始一家三口坐在家裡吃飯，就是從窗戶外面俯拍，

象徵著三人被困在房子裡，而張英雄還被困在父權之下

；父親去世後，他遊蕩在街上，柵欄構圖再次將他隔離在社會之外，前路迷茫，他又被困在為父報仇裡。

對於他被困的狀態，導演用兩組鏡子的鏡頭對此做了解釋：第一個是張英雄和父親回家的路上，一個拉著鏡子的三輪車出現，鏡子裡是生氣的父親，第二次鏡子出現是在夢裡，鏡子裡已經從父親變成了他自己。

張英雄的發洩，是在自己的夢裡。

但影片最後，張英雄走在拆遷的樓房廢墟之中，這裡曾經是他的家，此刻他卻無以為家，身為上海人也沒有獲得社會對他的身份認同。

“我是誰”“我在哪兒”，對於身份認同的反思還將一直伴隨著他。

《少年的你》中，陳念一直在壓抑，

看似整個故事的矛盾高潮是陳念反抗校園暴力時不小心將施暴者推下樓梯摔死，但真正的宣洩卻是陳念和小北在互相成就時的追逐。

小北假借侵犯把殺人的罪名攔在自己身上，兩人撕扯中是對社會激烈而無力的反抗。

“人類的普遍性總是需要沉落到個體獨特性上面的，並且通過後者得到具體表現。”

在這些影片中，相對於“和解”一詞，個體的“宣洩”與“妥協”是影像重點表達的高潮和重要蘊含意義。

話語權的缺失和身份的模糊讓這些青春個體失去了自我的主體性，但在絕望和沉淪之後，他們也被迫激發了對自我權力的建立和維護。

影像給予青春個體發聲的場所，

雖然都是無聲的、溫和的抗爭，但在困境中完成自我審視，也完成了思想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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