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敏傑這個名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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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湧現出一大批稱“子”的學術名家，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子”在古代是尊稱，相當於現在的“先生”。作為當時學術爭鳴一派的名家學派，其開山人物惠施，是名家“合同異”派的代表人物，是合縱抗秦的最主要的組織人和支持者，因其重要學術和思想地位，則被尊稱為惠子，成為當時宋國相當煊赫的名人之一。在學者張敏傑編著的《一百位中國古代思想家》一書中，惠施名列其中。

作為商丘古代文化的傑出代表之一，惠施生活在逢澤澤畔，活躍於“百家爭鳴”的學術界和縱橫捭闔的政治舞臺上，在當時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其事蹟和思想為這方沃土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蘊。可惜的是，史書沒有給他立傳。近代以來，不少學者根據古籍中有關惠施生平事蹟的零碎和片斷記載，紛紛為之立傳。如著名學者胡適於1917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中有《惠施傳略》，郝立權於1926年7月在《廈大月刊》上發表《惠施傳》，錢穆於1931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惠施公孫龍》專著等，都為深入研究惠施的思想及與宋國的情緣奠定了堅實基礎。

惠施故里在宋國 交好莊子乃同鄉

在歷史的長河中，很多名人因思想光輝流芳後世，但其鄉里卻因年代的久遠而模糊不清或有爭議，惠施即是其中一位。《史記》沒有為惠施立傳，甚至全書都沒有出現他的名字。《漢書》中雖略有反映亦只出現過兩次短短的13個字。這就造成了後世對其籍貫的一些異說。對於惠施的鄉里，最早其實是沒有異議的，學者都認為他是宋人。只是到了近代，才有學者提出了異議，如清代學者馬國瀚在《玉函山房輯佚書·惠子》中認為他是魏人，近現代學者嵇文甫《名家起於三晉說》、楊俊光《惠施公孫龍評傳》從之。那麼，惠施到底是宋國人，還是魏國人呢？

惠施是宋國人，在漢唐時期已有論注，今人多從之。東漢的高誘注《呂氏春秋·審應覽·淫辭》曰：“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他又注《淮南子·修務訓》曰：“惠施，仕於梁，為惠王相。”魏國都原在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禹王村），於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九年）遷往大梁（今開封市）。故又稱遷都後的魏國為梁國，稱魏惠王為梁惠王。唐代的成玄英《莊子·逍遙遊》疏曰，惠施“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他的《莊子·秋水》疏亦曰：“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相。”他們兩人的註疏是有依據的，那就是《莊子》中莊惠之交的記載。

今天我們研讀《莊子》一書，從書中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出惠施和莊子既是好友又是同鄉。惠子曾在回家途中遇到莊子，《淮南子·齊俗》載：“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許慎注：“孟諸，宋澤。”另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莊子，蒙人也，名周。”《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雲：“宋之蒙人也。”“蒙”是地名，約在今商丘市梁園區一帶，戰國中期屬宋國，為莊周之本邑。《莊子·徐無鬼》載：“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這表明惠子落葉歸根，其墓就在“蒙”地或附近，當屬宋國。《莊子·至樂》載：“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說明二人相居不會太遠。且《戰國策》載：“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另有楚王因馮郝之諫而“奉惠子納之宋”的記載。由此，惠施當為宋人無疑。那些因惠施長期在魏國活動而認定他為魏人的說法則不足信。

一生活動多魏地 巨匠身世或解密

惠施活動的時期是在戰國中期，他出生在宋國，大部分時間在魏國活動，晚年則返回宋國居住。其生卒年月，因史書無明確記載，學術界有多種說法，都是分別依據其生平事蹟和交遊來大致推定的。著名學者錢穆在其《惠施公孫龍·惠施年表》中則認為：“他的生卒年限，近人考訂為公元前370-前310年。”這一說法為許多學者所接受。惠施在魏國生活主要是魏惠王、魏襄王時代。根據《說苑·雜談》“梁相死，惠子欲之梁”和《戰國策·趙策三》魏襄王命惠施使趙的記載，推斷其主要經歷當在公元前336年至公元前314年。有學者認為惠施的生年約在公元前350年，依此推算他由宋到魏“欲往相之”時約14歲，這不大可能。再以惠施的卒年而論，有學者約定為公元前318年，這也有明顯的錯誤。如果真是那樣，那公元前314年惠施使趙及勸田需之事，則無法解釋。

惠施作為名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當時學術界的一位巨匠，他的身世也為世人所關注。惠施到底是怎樣一個社會出身呢？有人認為他出身於勞動人民（《呂氏春秋·不屈》“施布衣也”），有人認為他是出身於農村公社的公事人（《呂氏春秋·不屈》“施而治農夫者也”），也有人認為他是出身於平民的知識分子。筆者認為惠施是一位由“士”上升的官吏。從《說苑·雜談》中他欲赴梁為相，對船伕的鄙視“子之比我，濛濛如未視之狗耳”，以及《呂氏春秋·不屈》中匡章攻擊惠施“無耕而食”，惠施答辯自己就是“治農夫者”中可以知曉：惠施出身於對勞動者極度鄙視、又以“治農夫”為己任的“士”階層，後來上升到了封建官吏階層。

名家開山稱惠子 自成體系非墨道

“名家”之稱，起於漢代，最早見於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在先秦著作中，則稱“辯者”。《漢書·藝文志》認為名家學派共有“七家，三十六篇”，如《鄧析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孫龍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黃公》四篇、《毛公》九篇。這些著作，大多早佚。到了《隋書·經籍志》，就只著錄《鄧析子》《尹文子》兩種；《公孫龍子》則略後又復見於唐人王某的《擬公孫龍子論》及《唐書》以下公私書目。這三書今天皆存，學界早已比較一致地認為其中的《鄧析子》《尹文子》是偽書，原書已經不存而是由後來魏晉或陳隋間人抄襲他書依託而成。甚或認為據可靠古籍記載的鄧析、尹文學說，二人根本不屬名家；《漢書·藝文志》所載原書亦只是出於戰國末年人編輯不知主名的先秦名家言時所依託。這樣，惠施還是名家學派的開山。

《漢書》列惠施於“名家”。“名家”，本是後人所給的稱謂，惠施、公孫龍等人並未自稱為名家，也不一定結成如儒、墨那樣的派系。但是，他們卻又是非儒、非墨、非道、非法的思想家，這是一種歷史的存在。對於後世所認為的惠施出於墨子學派，是所謂“別墨學派合法的代表人物”；認為惠施出於老子學派，是“楊朱之徒”；也有認為惠施是屬於法家的，這些說法都不能成立。惠施思想雖然受墨、道兩家的影響比較深，但其自成一派，正如梁啟超所言“不僅以辯論名實為治學之手段，而實以為彼宗最終之目的”，因而都不僅僅是“比別家稍為高深一些”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惠施作為名家的代表人物可謂獨樹一幟。（文/圖 馬學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