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偉大的藝術作品，應該直接觸及現實生活的問題和人物，觸及人類的經驗，總是為當代的問題去尋求答案，幫助人們理解產生那些問題的環境”。

阿諾爾·豪澤爾的觀點，也在獨立紀錄片創作者選擇殘障人群去記錄時得以驗證。

但如何保持殘障人群與創作者的最舒適的位置，使其內心不受波動並且能夠自然展現在攝影機前，這需考量敘事的切入視角。

“是誰在向我敘述？”這是觀眾最在意的問題，是對紀錄片真實性的疑問，觀者想要看到故事背後到底是敘事者的敘述還是敘事主體的敘述，到底呈現的是加上創作者干預的思想還是自然呈現的情感訴求，這同樣是敘事視角中所包含的明顯與隱蔽的情感傾向。

敘事結構是根據創作者所要表達的主題內涵，對紀錄片的素材進行組合排列。

紀錄片的敘事結構與故事片十分不同，故事片往往講究上下文間的邏輯關係，而紀錄片則注重對生活狀態的記錄，在素材上是單獨存在的、並列的零散片段，或是素材在組與組歸類中才能夠找到關聯性。

在殘障題材紀錄片中，敘事結構與方式有著如下的共性與個性。

循序共情的線性結構

顧名思義，素材與素材之間有著較為鮮明的時間順序關係和因果關係，可以清楚地看到事物的發展按照自然次序一步步變化，這樣的敘事結構在殘障人群紀錄片中的運用是一種比較適宜的手法，雖然只是平鋪直敘的將素材縱向串聯，結構上非常單一，但面對於如此特殊的群體來說，不加修飾，不用過於花哨的講述，能更真實地單純地將影片的主題思想一覽無餘地表述給大眾。

在殘障人群紀錄片中，創作者所要表現的人物，到底有如何特殊？

他們又有怎麼樣的生活狀態？

諸如此類問題，是觀眾想了解的，線上性敘事下，觀者隨著敘事者的長期跟蹤創作的步伐，吸引著他們進一步觀看。

紀錄片《蝸牛星球》的故事是透過一對身高差異的男人與女人在空地放風箏展開，敘事者並沒有交代兩位主人公的身份關係或是身體上的病症，觀者只能看到一個小女孩身高的女人和目光略顯呆滯的男人用手在摸索著風箏與風箏線，女人會與她說話，但男人不曾迴應。

隨後的第二場戲在家中開始，這個部分是兩位在餐桌前的吃飯時間，畫面鏡頭在特寫上開始有了很大的比重，男人不斷摸索的手，和女人牽引他並用手語告知菜餚，這一串鏡頭使得觀者開始對人物有了一定的瞭解，獵奇心被他們特殊的肢體語言帶領，這樣循序漸進的講故事，從情感上的累積也是愈加深厚，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大眾的共鳴。

“戲劇性”交融的復調結構

《盲愛》是斯洛伐克導演朱爾拉·萊赫特斯基的紀錄片處女作，獲得了2009年戛納電影節國際藝術院線協會獎。

片子講述了4對盲人情侶的愛情故事：皮特夫妻的平淡生活中也有著不同於常人的幻想。

妻子換上紅色毛衣，丈夫繫上蝴蝶結，“你看上去美極了”這句話似乎於他們來說是多麼的多餘，而在他們平淡的生活中卻又顯得格外幸福。

皮特同時是一位盲人鋼琴師，片中他進入海底的幻想與他充滿激情的音樂，是他唯一平靜生活中充滿能量的時刻；黑人男孩米羅和白人姑娘莫妮卡的戀愛是與常人一樣的經歷，但因為盲，才得以打破了家庭的種族歧視觀念，拉進了戀人之間的距離而走向婚姻；艾琳娜想要同正常家庭一樣擁有孩子，她路過一群孩子身邊，停下腳步去傾聽兒童的笑聲，她的這些情感表露一點也不少於正常的母親；最後則是女孩蘇珊娜的網戀故事。

這4個故事毫不交融，平行存在於盲人的生活中，但他們的四個愛情狀態卻是每個人都需經歷的四個愛情的步驟，從全片來看，這似乎在敘事結構上每個獨立的毫不相關的片段又形成了一個豐富而又立體的整體，

在情感上有了戲劇性的交融。

《梧桐樹》是導演沙青與米娜創作的第三部殘障人群紀錄片，前兩部為《白塔》與《手語時代》。

《梧桐樹》記錄了河南鄭州一所特殊教育學校中盲聾青少兒的校園生活，這顆從建校起便種下的小樹苗如今也有50年了，它作為這群孩子的陪伴者成為影片中的另一視角。

故事同樣是與毫無關聯的盲聾啞孩子展開：聾人女孩李聰，善良的她擔心樹上的釘子弄疼了樹；她滿懷欣喜地配合她的小烏龜“臭美”，也將她想要改變社會現實的理想寄予烏龜，她想打破這個世界的不公。

曹寒子是一個自幼遭受視聽雙重障礙的殘障人，在聾班學習，她無法看清手語而去到盲班，她更是聽不清大家的話。

她每天都對這世界提出來無數疑問並且渴望得到答案，她仰望天空尋找，直到遇到了她的美術老師。

自小學習豫劇的張丹彤和夢想著成為央視主播的吳夢飛、以及希望能有一場自導自演的義大利歌劇的王怡文，他們都在片中講述了自己的心聲，

每一個孩子都因為身體的缺陷而逼迫自己的內心早早長大成人。

這些孩子的心是系在一棵梧桐樹上的葉子，每一片都獨一無二，他們在成長，他們一起才匯聚成了參天大樹，在陽光下綠得閃耀奪目。

由此探討也表明，在殘障人群紀錄片創作過程中需要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眼光，在對特殊人物的敘事結構與方式上，如上手法皆能表達情感訴求，傳遞主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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