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經學產生的背景是什麼

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議，學習申不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學說的人不得推選為官。

建元五年，漢武帝下令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

建元七年，漢武帝聽從董仲舒建議，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

先秦儒學在漢代逐漸轉變為經學，經學脫胎於儒，卻不同於儒學。經學作為儒學的漢代發展逐漸走上了歷史舞臺。

漢代經學更講究經世致用，有明確的目的地，更強調其實用性。

“天子”作為皇帝的專稱，是經學的創造物，旨在解決漢室皇權存在的合理性。

分封諸侯與漢室皇權的分割對立，在“七王之亂”後並未得到完全解決，“大一統”思想的出現強化了中央專制集權。

賈誼《治安策》提到了漢代社會風氣之敗壞，追求奢侈，丟掉廉恥，拋棄禮義，唯利是圖。“三綱五常”理論是漢代經學建立，將其作為社會倫理的秩序規範，旨在解決漢代的社會風氣問題，規範社會秩序。

漢代是一個迷信的時代，經學用陰陽五行理論改造儒學提出了“天人感應”。如果皇帝行為符合天道，就會降下祥瑞，如果皇帝行為不符天道，就會降下災禍。武帝晚年，災禍頻出，遂下輪臺罪己詔。“天人感應”旨在限制皇權，規範帝王行為。

經學融合了法家的部分思想，用於國家政權的管理，卻不同與法家的嚴苛與冷冰冰，加上了更多的脈脈溫情。

經學從墨家提取了“小康與大同”的理論，用於解釋社會現狀和對理想社會的設定。

事物皆有兩面性

，經學的神聖化，迷信化，為專制皇權服務，排斥其他流派，是其缺點，但是與他關注現實，大力解決現實問題，並不斷汲取其他學派營養，是其優點。

漢代經學有其產生的深刻時代背景，是歷史的現實狀況選擇經學，而不是經學選擇了歷史。如果把近現代的災難全怪罪於古人，我想實在過於苛刻。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得靠這個時代的我們，畢竟我們才真正生活在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