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哲學家沒有女性

哲學中的女性：發生了哪些變化？

海倫·畢比 著 吳萬偉 譯

十年前，詹妮·索爾（Jenny Saul）和我——-分別是英國哲學女性學會（the SWIP）會長和英國哲學學會（the BPA）會長——-撰寫了一篇報告“英國哲學界的女性”。我們寫這篇報告是因為任何一個稍微瞭解英國哲學院系的人都能看到女性在研究生層次和教師層次上的比例低得可怕，但是，大部分哲學家對這種狀況要麼似乎視而不見，要麼注意到了卻沒有興趣應對，甚至懶得討論。我們認為已經到了需要行動的時候了。

該報告提供了一些資料，讀起來可能有些不順暢。基於大規模的哲學院系調查，我們發現，雖然44%的哲學本科生是女性，但這個數字快速下降，到了碩士層次減少到33%，到了博士層次減少到31%，到了長聘講師層次減少到26%，到了教授層次則減少到19%。為什麼女性以如此令人警惕的速度離開？對此，我們提出了若干可能的解釋——-隱蔽的偏見、俗套的威脅、性騷擾——-簡單解釋了為什麼影響女性參與哲學的障礙很不公平。我們也提出了應對這中狀況的建議：擴大閱讀書目、網站、會議發言者和招聘小組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在學生錄取和評價中更多使用匿名評審程式，學術會議期間提供兒童看護服務等等。

過去十年中發生的積極變化是，所有這些現在都成了並不時興的老問題。女性比例偏低現在已經得到廣泛的瞭解，它不僅僅是事實，而是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根本無需為之辯護。我們提出的很多建議現在已經有很多個人在廣泛實施了，在哲學院系的政策和實踐中也得到廣泛的尊重。（我們追蹤了2014年開啟的英國哲學學會/英國哲學女性學會（the BPA/SWIP）的 “好行動計劃”，其中28個英國哲學系和13個學會目前都在訂閱。我們認為這幫助提供了一個框架和獎勵讓哲學系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不能將所有這些快速啟動的變化——-或者我隨後要談到的其他積極變化都歸功於報告，因為過去十年發生的另一件事也極大地增加了人們對多樣性和更廣泛的包容性議題的關注：媒體、大學、政府等等。稍微列舉若干例子：“我也是運動”成為2017年積極行動主義和媒體關注的主要焦點。學生和學生聯合會已經更加積極地呼籲聲援——-媒體開始關注大學校園裡的性騷擾和性暴力。女性成為歧視和騷擾的受害者的眾多方式因為勞拉·貝茨（Laura Bates）“性別歧視的日常表現”報道以及《日常性別歧視》書籍和卡洛琳·克里亞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的《被忽視的女性》等而廣為人知。2017年，英國政府透過立法，要求聘用員工超過250名的僱主每年彙報性別收入差距。光線照進英國社會——-尤其是大學——-瀰漫的種族主義，因為廣泛傳播的積極行動主義和宣傳活動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和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去殖民化教育運動，還有媒體對校園事件的廣泛報道，2014年引進同性婚姻等等。

所有這些的最後結果是，無論僅僅作為將媒體影響最小化的嘗試還是擁有更多高尚目標或兩者兼有——-反正大學開始比從前更嚴肅認真對待平等、多樣性和包容性問題（EDI）了。對學生和老師的無意識偏見、認同和旁觀進行訓練如今已經非常廣泛，不再是從來沒有聽說過了。2016年，英國大學出了一份“改變文化”報告，論述的是針對女性的校園暴力、騷擾和仇恨犯罪，裡面還包括一些推薦意見。包括德高望重的學者在內的大學高層管理者團隊時候是代理副校長層級——-負責平等、多樣性和包容性問題（EDI）。高等教育學院（AdvanceHE，致力於研究並幫助高等教育發展的國際性組織，力求幫助各高等教育機構提供世界領先的教學、研究和學術成果——-譯註）2005年引入的雅典娜天鵝獎計劃（Athena SWAN）主要是處理女性在大學的科學、技術、工程和醫學等領域女性代表偏低問題，到了2015年已經擴充套件到所有學科。有些大學（雖然不是很多）已經採取戲劇性步驟來減少性別收入差距問題，如在埃塞克斯2016年取消了男性和女性教授的收入差距，簡單地給所有女教授一次性增加工資。轉向某些所謂的難題實際上很容易解決：你只需要選擇容易的解決辦法即可。

（我並非暗示在過去十年裡，在平等和多樣性上一切都絕對好了很多。那當然不是真實的，我只是把焦點集中在積極的方面。）

但是，讓我們回到哲學和女性這個問題上。當然，在很多方面，哲學家也是人，畢竟，哲學學生也是學生，哲學院系也是大學的院系——-我們可以期待哲學中的性別平等障礙基本上與整個社會尤其是大學的遭遇差不多。毫無疑問，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比如，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哲學系的性騷擾就比男性佔支配地位的其他學科更頻繁。因此，如果在總體上奏效的學院層面的途徑在哲學系也應該奏效。但是，即使在問題並非哲學獨有問題之處，這並不是意味著我們能擱置這個問題讓它自己消化。如果你的學生受到來參加你組織的會議代表的性騷擾，那就是你的問題。你或你的院系本來應該採取步驟防止出現這種情況？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你們做了什麼來最大化她報道此事的機會，報道之後，你們又是如何適當處理的？

在很多方面，哲學的確有自己的一些獨有特徵使得女性代表偏低成為更大問題，如語言學系或歷史系或心理學系的女性比例就要好得多。比如和數學和工程相比，雖然這不一定更多是哲學的問題，但它是哲學問題的理由與它是其他學科問題的理由或許不同，因此，解決辦法也可能不同。

幸運的是，過去十年發生的另一個變化是，人們對此問題的興趣一直在爆炸性地增長。不僅僅是興趣的大爆炸，而且是期刊編輯、評閱人和學術出版社的意願的戲劇性轉變，他們更願意發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了，如現在一直有哲學本科生的大規模實證性研究（雖然令人傷心的是，沒有一個是我在英國認識的）和對研究結果的詳細分析，試圖明白為什麼選修哲學入門課的美國和澳大利亞女生更少可能繼續攻讀碩士（美國）或進入榮譽學院（澳大利亞）。

不幸的是，到現在為止，結果並沒有展示出來清晰的答案——-現在還早，從現有研究中還有很多需要學習之處，哪些領域需要進一步研究，人們如何設計和開展調查等。也一直有關於哲學引用率的研究（和女性作品相比，男性作品傾向於得到更多引用嗎？）哲學期刊論文的接受和發表比例如何？（如果和女性在長聘哲學教師中的比例相比，在主要國際哲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中女性代表偏低。是因為她們向這些期刊投稿偏少，還是因為這些期刊更多拒絕她們的論文？無論什麼情況，理由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我最喜歡的實證性研究是美國的薩拉·簡·萊斯利（Sarah Jane Leslie）、安德烈·希潘恩（Andrei Cimpian）、梅瑞迪斯·邁耶（Meredith Meyer）和愛德華·弗裡蘭德（Edward Freedland）做的。他們設計了一個調查，旨在獲得他們所說的“具體學科領域能力信念”：需要多大程度的“固定的、天生的才能”以便在不同學科取得成功的信念。該調查對此進行了衡量，要求師生（學科X）為命題的贊同程度打分，如“成為x學科的頂尖學者要求無法透過講授獲得的特別才能”和“如果你想在X學科成功，單單刻苦努力是不夠的，你需要天才或天賦。”接著他們結合每個學科的女博士生比例，對調查結果進行相關性分析。

那麼，想想結果曲線看起來是什麼樣子。在y軸上，你看到X學科女博士生的比例（底部低，頂部高）。在x軸上，你看到X學科學者認為的要想在X學科上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天賦（左邊低，右邊高），也就是說，X學科內X具體領域能力的數值。每個學科獲得在這個曲線上的一個點——-如有關語言學的具體領域能力信念在X軸上的數值，y軸上語言學中女博士生的百分比。接著你能劃一條最適合的線，大致顯示出不同學科具體領域能力信念數值和女性在博士生中的比例的相關關係。

明白嗎？很好。這裡有兩個問題要問各位。首先，這條最合適的線看起來如何？我問了多群大一本科生這個問題，那些自願回答的從來沒有說錯：這條線從左邊上端一路向下到右邊底端。換句話說，更高的具體領域能力信念數值與更低的女性代表比例呈相關關係。

第二問題：在什麼學科人們的具體領域能力信念數值最高（再次是自己的學科）？自願回答這個問題的學生往往落在正確的估量範圍內。他們傾向於說物理、數學、工程、計算機科學等還有哲學。雖然他們提到哲學只是因為提問者是搞哲學的人，話題背景是性別平等，他們可能猜測我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是為了說明某個要點。

如上所說，答案落在正確的估量範圍內，但實際上結果令人吃驚。物理學的分值大致和音樂寫作一樣，並不比英國文學、古典學和經濟學高出很多。數學可能比物理學更靠右邊（具體領域能力信念數值更高）接著，再一直向右，遠遠數學，比數學和其他學科的距離更遠，你猜到了：是哲學。

啊，現在我認為，這個結果非常有趣。雖然我很清楚，我們在從統計學相關關係中推匯出因果關係時應該特別小心，但我還是直接這樣做了。無論如何，相信——-和/或者被擁有這種信念的人圍著，擅長搞哲學需要你天生非常聰明，但這並不有助於女生圍著你轉。讓我們假設我的觀點是正確的。（雖然這當然不排除女性代表偏低存在很多其他理由）在談到鼓勵女本科生繼續學習哲學時，這呈現了處理女性代表偏低問題的很多潛在方式，但是，我要留給你思考那些方式是什麼，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實證性研究就說到這裡。還有很多理論性著作，涉及女性代表偏低的潛在起因，如何有用地將其分類，以及改善策略的建議等，在某種程度上，有些是坐在搖椅裡想出來的東西——-但我認為這並不是很糟糕的東西。在你能夠合理地進行任何實證性研究之前，你需要某些假說來檢驗——認真思考如何檢驗它們。你也需要思考什麼假設值得檢驗：檢驗是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的，你可不想浪費時間和金錢。所以你需要根據初步印象做出一些判斷，哪些假設多多少少更有道理一些。（雖然你在搖椅裡做這些事，但你的貌似有理的判斷應該不是建立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基礎上）而且，因為所有這些的要點是弄清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方法——-你也需要考慮假說中的哪些部分如果確認將導致其切實可行地解決問題。

比如，有些哲學家認為，我們能夠將焦點集中在能夠被更廣泛地用來解釋針對女性的歧視的解釋性假設：也就是，在諸如隱蔽偏見等東西上（大致上是有關男性和女性的無意識概括引起人們——-無論男女——-不明智地給男性優惠待遇，如聘用他們或給他們更高的論文成績和俗套威脅。（大致上，處在隱蔽偏見一端的人口學群體成員據說能給你帶來額外的心理學和認知負擔。比如你是討論會上的唯一女性，你就有額外的壓力要表現好些，因為你覺得糟糕的表現將讓所有人都認為，看見了嗎？女生就是不擅長做這事。）其他人認為，我們應該關注哲學內容，而不是我們在教學、討論會或招聘活動時的表現。其實，女權主義哲學家這樣說已經幾十年了，但過去十年裡發生的改變之一是女權主義哲學本身已經變得更為主流：本科生和研究生層次常常講授女權主義哲學，在籠統的哲學期刊上也常常出現。

哲學界在過去十年還有哪些改變？很多。現在很多在本科生閱讀書目中，在會議安排表上或者研討會系列活動上，女性代表的比例更高了。女性在哲學史上開始走出陰影，有會議、論文、書籍和編輯文集專門針對女性作品，如安妮康威（Anne Conway）、凱瑟琳·特洛特·考克本（Catharine Trotter Cockburn）、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 艾米麗·杜·夏特萊（Émilie du Châtelet以伏爾泰的情婦而聞名，實際上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譯註）和17世紀英國女作家瑪麗·艾斯泰爾（Mary Astell）。她們還不是家喻戶曉的名字，但最終將成為這樣的人。基於對平等、多樣性和包容性等議題的更廣泛社會意識越來越普遍，有關種族、性別、殘疾和其他社會身份認同的哲學的書籍、論文、學術會議、工作坊和本科生課程將會比從前更多、更普遍。講授康德的人更可能吸引人們關注他的種族主義觀點，思考它們如何與其普遍人性和倫理學的觀點吻合起來，而不是簡單地提到這些，然後希望學生沒有一個去深入研究。我將繼續。

我想特別顯示出的最後一個變化是，哲學研究研討會的氛圍。從前相對來說會頻繁出現這樣的事：人們用難以置信的咄咄逼人的方式提問。（我看到人們處於一種接近腦中風的狀態，發言者公然暗示形而上學現實主義是虛假的，或者知識是可證實的真觀念，他們受到如此侮辱。我的意思，發言者錯在哪裡？他或她是白痴嗎？）有些人霸佔大部分問答時間，一再提出後續性問題。（因為他們的問題肯定要比聽眾中其他人提出的問題更重要得多嗎？）或者雖然研討會本來就應該在十分鐘之前就結束了，主持會議的人顯然已經開始有些不耐煩了，發言者仍然在滔滔不絕，仍然不閉嘴。我參加過宣讀論文的研討會，作為教授不是作為從前時代的研究生，我感到房間裡的每個人都覺得我愚蠢透頂。（我並不愚蠢透頂，即使如此，他們也不該如此清晰地表現出他們的想法，那缺少基本的禮貌。）我不會說這樣的事現在從來不會出現，但它們出現的頻率的確大幅度減少了。總體上，在那個環境中人們變得相互更友好些了。這顯然是朝著好的方面改變。

當然，涉及數百萬美元的問題是：我文中討論的種種問題中的任何一個事實上能改變哲學中女性代表偏低的問題嗎？詹妮索爾和我最近做了同樣的調查。在大樣本中，現在女性佔哲學本科生的48%（之前是44%），碩士生的37%（之前是33%），博士生入學的33%（之前是31%），長聘講師的32%（之前是26%），教授的25%（之前是19%）。有趣的是，漏洞百出的管線中最大的漏洞仍然出現在本科生和碩士生階段：各自仍有同樣11%的下降。顯然，需要做更多工作來弄清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不是撼動世界的改善，但它是確定無疑的進步——-我感到樂觀，未來會有更多進步。畢竟，從來沒有瞬間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與永久性哲學問題——-自由意志、對外部世界的懷疑主義、身心問題——-不同，我認為女性代表比例偏低和其他邊緣化群體代表偏低的問題是能夠解決的。我們正朝著這個方向邁進。

作者簡介：海倫·畢比，曼徹斯特大學薩繆爾·霍爾（Samuel Hall）教授，與米歇爾·魯希（Michael Rush）合著《哲學為什麼重要》2019年。其研究興趣包括形而上學和元哲學。

譯自：Women in Philosophy： What’s Changed？ By Helen Beebee

本文的翻譯得到作者的授權和幫助，特此致謝。---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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