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講述的第1219位真人故事

我叫徐春華，我女兒25歲時，在蘭西縣百貨衚衕裡的影樓門前上了一輛車後，從此失聯。

她即將嫁給自己的愛人，組建自己的小家，可這一切都從她失蹤的那一刻起不復存在。

沒有人知道她上的是誰的車，去了哪裡，在車裡發生了什麼？

10年來，我不敢換電話號碼，獨自居住在女兒失蹤前的家裡，深怕有一天她回來找不到我。

（我女兒在寧波時的樣子）

1958年，我出生於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的一個農村家庭。

50年代的農村，農民大多都從土裡刨食。那時又都講究人多力量大，幾乎每戶人家普遍都生七八個孩子。

我們家兄弟姐們五個，人口相對而言算是少的。即使這樣，家裡也經常過著青紅不接，受凍捱餓的日子。

我是家裡的老大，只要父母下地幹活，我就是家裡的頂樑柱，不是做家務，就是照顧弟弟妹妹。一年級唸了幾天，我就再沒能踏進學校大門。

那時，我不知道讀書有多重要，生活也沒有給予我對讀書的渴望。

我只知一家人能吃飽，不受凍就是人活著最大的福分。

誰曾想，我扛過了生活的苦，卻沒能躲過沒文化的淚水。

（希望有好心人幫我留意我丟失的小女兒）

14歲時，我就跟著我媽進了生產隊，每天為了工分拼命幹活。

這一干就是5年。

19歲時，村裡人給我說媒。

對方和我是同村，又是一個大隊的，一來二去我倆的事就成了。

那個年代的農村，都時興窮嫁窮，富娶富，我和他算得上是門當戶對。雖然他家的條件並不比我們家強，姐妹比我們家還多上兩個，好在他人品不錯，又能吃苦，我們家人對他都很滿意。

可生活在這個年代的人，沒有誰家不是勒緊褲腰帶吃了上頓，苦下頓。要是遇到年頭不好，一家老小都得嘞著褲腰過日子。

而我和丈夫結婚後，

一家人就陷入了饑荒的災難中。

（我女兒在雪地裡堆雪人）

結婚時，他一咬牙給我買了兩套新衣服，就是沒捨得給自己買。就連結婚當天，他穿的上衣都是向他大爺借的。

整個婚禮辦下來，連帶彩禮、酒席七七八八算下來，他們家還是花了900塊錢。

要知道，當時一個工人的工資每個月也才30塊錢。

結個婚，我們就花去了一個工人2年半的工資，我感覺心都在滴血，而我們毫無意外地鬧上了饑荒，日子一天比一天難。

婚後第二年，我生下了一個女兒。上有公婆要贍養，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要撫養，日子過得很是清苦，可我倆卻覺得生活越來越有奔頭。

這個孩子給我們一家帶來了新生和希望。

（我和小女兒的合影）

後來，我又生了一個女兒。可那個年代，大家都奔著生兒子去的，如果家裡沒有兒子，似乎就少了傳承。

於是，1986年我又懷孕了。原本以為我會生個兒子，奈何我們夫妻倆沒有這福分，生下的又是一個女兒，於是我們給她取名為秦建兵。

生活的艱難，讓我們夫妻倆放棄了再生孩子的打算。

就家裡這一畝三分地，已經很難養活一家七口人了。何況我們不希望三個女兒重蹈覆轍，希望她們不要像我們一樣在土裡刨食。

有了小女兒以後，整個家的負擔也越發重了。農閒時，丈夫就外出打工補貼家用，有時去給人扒苞米、薅野麻，有時上哈爾濱街頭收破爛。

（我女兒的尋人啟事）

我就負責在家種地看孩子，養孩子，日子就這麼對付著過。再後來孩子要上學，為了讓孩子不吃沒文化的苦，我們夫妻倆使出了渾身解數。

雖然大女兒和二女兒都沒能上高中，但好歹算是半個文化人。

而小女兒不僅能幹，還爭氣地考上了齊齊哈爾大學。我和丈夫苦了半輩子，也算是臉上有光。

小女兒很懂事，只要她休息，就會回家幫著種地幹活，做家務。她兩個姐姐結婚建房子，她不是當小工，就是幫著她姐帶孩子，周邊的鄰居都誇她能幹。

都說天地間最無情的是歲月，轉眼間我和丈夫也老了。

承載了我們三代人的老屋，也是殘敗不堪，看著這搖搖欲墜的老房子，我們夫妻倆準備建個新房。

（我女兒在工作）

但大女兒卻不贊同，她說：“媽，咱別在農村住了，你和我爸都老了，種地也不行了。不如到街上買個小樓住著，把地租給別人，享享清福。”

我們夫妻倆很猶豫，

當了一輩子的農民，突然不種地了，那能幹啥？

可三個女兒，都贊同我們搬到城裡住。

我們夫妻倆一合計就把家裡的地租了出去，花了八萬塊錢在縣城裡買了一棟小樓房，大女兒還給我們墊了一部分。

好在，農村那點地每年能給我們帶來萬八千的收入，省著點用還是能維持家裡的基本生活。

小女兒怕我不習慣縣城裡的生活，一有空就帶著我逛商場，熟悉周邊的環境。因為我不識字，小女兒走到哪，看到什麼稀奇古怪的玩意會一一給我介紹。

有什麼好吃的，我不認識的，她還會告訴我那是什麼，怎麼做的，一直都很耐心，從來不發脾氣。

每次出門，街上的人都可勁誇我閨女懂事又孝順，還漂亮，說以後誰家娶了她是福氣。

2011年，小女兒大學畢業後，和她同學去了寧波一家酒店當前臺。

（每當看到女兒照片，我就會哭）

我和丈夫一直都不同意，想著她從沒離我們這麼遠，擔心她在外面受苦。

我就對她說：“閨女，你回來吧！在咱們蘭西小學當個老師也挺好的，你走那麼遠，媽想你了都見不著。”

女兒雖然不願意去學校教書，可她最後還是把寧波的工作辭了，回到了我們的身邊。

回來沒多久，女兒姨夫的朋友就給她介紹了個物件。小夥子是當地人，跟女兒一樣是個大學生，家庭條件比我們家強。

沒曾想，兩人這一相，就相互相中了。

我們雙方父母也很滿意，想著等他們處一段時間，就把婚事定下來。

後來，小女兒跟著物件去了北京。那會，她物件的姐姐家住在北京，兩人想著北京機會多，準備以後去北京發展。

（我的小女兒）

女兒的準公婆對她說：“兵兵，你以後要是願意在北京，那我們就在北京給你們小兩口買房；要想在哈爾濱，那我們就在哈爾濱給你們買樓，你們只要負責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

小女兒拿不定注意，還特意打電話跟我說：

“媽媽，我想離你近點兒，我不想住北京。”

對一位母親而言，無論什麼時候，都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孩子，即便是結婚生子。所以，對於女兒的決定，我們一家都很支援。

就這樣，她準公婆在哈爾濱給他們小兩口買了樓。我們兩家準備在正月十二，把兩孩子的事情定下來。

他們家給了我女兒1萬塊錢的定親紅包，婆婆又給我女兒買了金手鐲手鍊。兩家商量著，將婚期定在五一。

（女兒和她物件的合影）

臨過年還有一段時間，女兒說要趁此機會在家好好陪陪我。

不曾想，她物件的姐姐在蘭溪有一家婚紗影樓，離我們家沒多遠，走十幾分鍾就到了。

他姐姐見我女兒在家沒工作，就對我女兒說：“兵兵，你要是在家沒啥事，就到店裡來幫幫我的忙吧。”

我女兒不好拂了物件姐姐的面子，就答應了。

誰曾想，正是這個決定害了我女兒。

我女兒每天早上9點去店裡幫忙，每天下午2、3點左右她物件的姐姐姐夫都會開車把她送回來。見他們對我女兒很好，我放心了不少。

臨近年關，女兒已經在婚紗店工作了一個多月。很多門店都會趁此機會搞活動，她物件姐姐的婚紗店也不例外。

（尋女路很難，我會堅持下去的）

臘月二十三這天，也就是2012年1月16日，我女兒早早地去了婚紗店幫忙。

臨走前，她對我說：“媽媽，這都小年了，等我下午回來咱倆上超市去買點年貨。”

我樂呵呵地說：“行。”

誰知，我女兒沒走多久，侄媳婦就打電話來說要生孩子，人都在醫院了，讓我去搭把手。

等我忙完，都已經已經下午5點了，一大家子親朋好友都要去我家樓下的飯店吃飯。

我還沒來得及急給女兒打電話，她就先打來問我：“媽媽，你今天干啥了？咋沒來店裡找我去超市呢？”

我向女兒解釋了一番，她在電話那頭眉開眼笑地說：“這是好事，等我回來看看小寶貝，我現在就回來。”

（小女兒和她準婆婆的合影）

但她物件姐姐店裡的車都派出去了，沒法送她回來。我擔心她走路回來晚了，就讓她打個車趕緊回來先吃飯。

她說：“好。”

過了二十來分鐘，我見她還沒到飯店，就一個電話接一個電話的打。雖然電話通了，可就是沒人接電話。

曾經聽人說，母女連心。

那一刻，我的內心深處感覺到了不安。

我尋思著，往她回來的必經之路去找找，看看能不能遇見她。但我都走到婚紗店門口了，也沒見著我女兒。

剛巧婚紗店裡的小姑娘正在拖地，我就問她：“姑娘，我閨女還在店裡嗎？”

那小姑娘跟我說：“兵兵走老半天了。”

我疑惑了一頓，自己明明是走著來的，怎麼就是沒遇著呢？我又問她：“姑娘，那她是怎麼走的呀？”

小姑娘說：“我沒瞧見她是怎麼走的，你上別地方去找找去。”

（我的女兒有一雙大大的眼睛，笑起來很甜）

可我女兒明明告訴我馬上就回家了，她能上哪去呢？

後來，小姑娘給我女兒物件的姐夫打電話，告訴他我女兒沒回家。他這又忙裡忙慌帶著我在影樓前前後後找了一遍，也是沒找著。

於是，他就帶著我上樓，去查了一下監控。

監控室顯示，我女兒6:20分上了一輛灰色的奇瑞QQ車。

但那輛車好像有意避開監控似的，司機一直低著頭，根本沒拍到司機的正臉。

我不敢多想，急急忙忙地打電話通知家裡，可越是這樣我越恐慌，最後急暈了過去。

家裡人聽到女兒不見了的訊息，先是把我送回了家，又叫上親戚朋友，還有兵兵物件，30多臺車子找了整整一宿，連個影子都沒找到。

後來，我們又連著找了七天七夜，一百來號人，幾十臺車，就這麼一直找。臨近的青岡、肇東、哈爾濱等區縣我們都去找了。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的尋找她）

派出所天天跑，周邊的山坡子都四處去打聽。遇見有鬆動的下水道井蓋，我們都會去挪開看看。

我們幾乎是想到了一切可能，找遍了所有地方，愣是一點兒線索都沒有。

女兒沒找到，年三十倒是來了，大家都忙著回家過年，我們也沒轍了。我就像瘋了一樣，四處求人算算，花了不少冤枉錢。

有人說，

一個人可能遭受的最大痛苦，莫過於母親失去孩子，孩子失去母親了。

我第一次感受到這種痛苦的強烈和可怕，它可以動天地泣鬼神，撕心裂肺。我努力地回憶著女兒失蹤前的所有情形，但我怎麼也沒有找到女兒可疑的地方。

那天，女兒穿著一件灰色的小獺兔衣服，一雙高筒靴子，搭著黑色小短褲，身上也就帶了幾十塊錢。中午還給我打個電話說：“媽媽，哪裡賣麻辣燙？我想吃去碗麻辣燙。”

（希望好心人們能幫我擴散訊息，讓我的女兒知道媽媽在找她）

一想到女兒要吃麻辣燙，我就心酸，也不知道她吃沒吃上。

為了找到女兒，我們四處刊登尋人啟事，從最初的懸賞2萬到10萬，可依舊沒有任何人給我們提供線索。

就連警察都說，懸賞再高也沒有任何意義了。

因為我和丈夫沒文化，找女兒的方式實在有限。

我外孫跟我大女兒就上新聞登尋人啟事，還上尋親網登記了小女兒的失蹤資訊。

自從女兒失蹤以後，我彷彿覺得生活沒了意義，每天食不知味，夜不能寐。丈夫也大受打擊，他每天都去發尋人啟事，四處向人打聽女兒的訊息。

2014年，有人說安達有個地下室，那有個賣水果的長得像我女兒，我們明明知道是騙人的，但還是去了。

後來，又有人說，在上海的一個酒吧見過我女兒，我丈夫和弟弟都去找了，結果還是騙人的。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女兒）

短短几年的時間，我們找遍了黑龍江周邊的大小城市。就連上海、山東、北京我們都去找了不少地方，我總以為下一刻就能找回女兒，卻不曾想期望越大，越是絕望。

有人說：“窮人的苦難，再怎麼苦苦掙扎也掙不脫命運的枷鎖。”

為了找女兒，我和丈夫花光了所有的錢，每天的開支早已支撐不起我們前行的步伐 。

最終，丈夫選擇外出打工，先攢錢維持生活，再存錢找女兒。我也因為女兒的失蹤，而患上了抑鬱症，無法分擔家庭的責任。

因為患病，大女兒前前後後帶我看了不少醫生。雖然醫生將我的病治好了，卻沒能治好我的心。

我每天獨自在家抹淚，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不知是生是死，內心深處猶如被千萬只螞蟻啃食一般，生不如死。

丈夫每每見我這副樣子，就會在一旁偷偷地抹著眼淚。

（我最大的期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見女兒一面）

更讓我痛心的是，2018年4月我丈夫被查出腸肺癌。為了給他治病，我的兩個女兒將他轉哈爾濱二院，沒曾想癌細胞最終還是轉移到了他的肝上。

我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提前離開，而且還來得這麼突然，他就這麼帶著遺憾撒手人寰。

丈夫去世之後，尋找女兒成了我唯一的動力。

可我不認字，就連手裡的智慧手機也是學了很久才學會。在網路上，我看到很多找孩子的家庭，又從網上結識了一群尋找走丟孩子的父母。

自從我學會在網上釋出找女兒的資訊後，也有不少騙子加我的聯絡方式。

有人還冒充我的女兒，一上來就叫我媽媽。

但我一聽到對方聲音，就知道她是騙人的。還有人給我說，我女兒在他那裡，可我一讓對方拍影片、發照片，對方就找各種理由敷衍我。

（我們一家人的合照，可沒有小女兒在，怎麼也不完整）

還有一次，對方說他能幫我找到我的女兒，要我先給5萬塊的酬謝費。我說：“行，只要你能幫我找回來，我就當著警察的面，把錢給你。”

結果，

這人也是個騙子。

不過，我還是遇到了很多好心人，他們幫我擴散資訊，有的還把走失孩子的資訊印在了大客車上。還有的愛心志願者，把我們的資訊貼在了私家車上。

有一家滑雪場的老闆，還把門口的廣告牌給換成了我們的尋人啟事。

如今，我已經64歲了，每天都在想辦法尋找我的女兒。

（女兒快回來吧）

我現在唯一的祈求就是，希望大家能幫我擴散尋找女兒的訊息。

要是你們能看到我的孩子，哪怕她就只有一條命在，

只要活著，無論是什麼樣我都要。

哪怕她瞎了瘸了，哪怕是被壞人關起來了，只要他給我女兒一條活路，我都感恩他後半輩子。

【口述：徐春華】

【編輯：甘一】

該案例故事已獲當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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