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幾個躊躇滿志的年輕人揮筆寫下一份僅僅3頁紙的創意報告，竟在當年催生了首屆北京國際音樂節。

時至今日，北京國際音樂節已經走過了不平凡的25年。這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的25年，植根於全國文化中心的北京國際音樂節，用自己的方式見證了這一過程。

2017年，陳其鋼作品《悲喜同源》世界首演，陳其鋼獲頒當年“年度藝術家”大獎。

三頁紙創意出的“金點子”

“北京作為首都，怎麼能沒有具備國際專業規格與水平的大型音樂節呢？”1997年，33歲的指揮家餘隆從德國留學歸來，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彼時，國內交響樂的發展仍相對滯緩，運營理念、模式與國際主流迥異。但在這一境況中，餘隆看到了變革的生機——包括他自己在內，大量“海歸”音樂家學有所成，已經完成了中國古典音樂事業啟航的人才儲備，只待一個專業化、國際化的藝術機構出現，便有騰飛的可能。

於是，滿懷熱忱、近乎“無知無畏”的年輕人們在飯桌上談天說地，期待能盡己所能，幹一番未有前人嘗試的大事。1998年，一份僅有3頁的關於創辦“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意報告得到了當時文化部和北京市有關部門的批覆，由創始人餘隆擔任藝術總監。不超過10個人的團隊迅速開始了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全方位運轉，短短几個月後，1998年10月，首屆北京國際音樂節在人民大會堂奏響，指揮家拉斐爾·富呂伯格-德-勃格斯執棒德國柏林廣播交響樂團，“英雄”交響曲如颶風席捲。當最後一個音符落地，全場觀眾為精湛的演奏熱烈喝彩，掌聲久久不息。

初生的北京國際音樂節，已經在此時定格了最根本的氣質：高起點、高水準、國際化。短短几年內，潘德列茨基、傅聰、阿格里奇、麥斯基等大師接連到訪，北京與世界頂級演出之間的“時差”徹底消弭。不過，並非所有名家都對這個尚在蹣跚學步的音樂節抱有無條件的信任，比如潘德列茨基。1998年，潘德列茨基受邀到訪首屆北京國際音樂節，僅親自指揮了由自己創作的《失樂園》之“小柔板”便謝幕離去。然而這次訪華之旅讓他認定，北京國際音樂節和這裡的人們未來可期。兩年後，他重返北京，執棒了其力作《第七交響曲·耶路撒冷的七座門》的亞洲首演，用實際行動表示對北京情有獨鍾。

站在步入21世紀的歷史路口，時代發展的浪潮澎湃洶湧，中國面臨著諸多機遇。“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全世界都在透過北京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的各項事業；北京也是全國的文化中心，這座城市有熱愛藝術的市民。”餘隆說，“我希望音樂節成為世界瞭解中國的視窗，同時透過職業化的運作，讓北京國際音樂節成為中國藝術界的典範。”

從1998年至今，25年來，柏林愛樂樂團、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艾森巴赫、馬澤爾、巴倫博伊姆、捷傑耶夫、格魯貝洛娃等一個個從前只“存在”於唱片封面上的形象，在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舞臺上變得近在咫尺，他們當中很多人亦是由此首次與北京甚至中國觀眾相見。

2019年，一群幸運的觀眾首次走上音樂節舞臺，與馬勒室內樂團的藝術家們進行“親密”互動。

中外音樂大師交相輝映

在北京國際音樂節，不僅有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等巨匠的經典作品時時迴響，當代作曲家最鮮活先鋒的脈動也在這裡與世界合拍。

2001年10月21日，保利劇院的燈光越過歡呼的觀眾與致意的音樂家，靜靜照在世界級現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創作的《大提琴協奏曲》的樂譜上。細密錯落的音符凝結著中國藝術機構以國際標準模式溝通世界的殷殷探索，那行“由中國愛樂樂團和指揮家餘隆在2001年10月21日在北京首演”的刊印字樣，用寥寥數語記錄下“委約”概念在中國的首次亮相。在西方，委約創作與幾百年的古典音樂發展血脈相連，無數偉大作品因此誕生。由菲利普·格拉斯的《大提琴協奏曲》起步，委約體系在中國迅速生根滋長。

到目前為止，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委約版圖不僅留下了菲利普·格拉斯、潘德列茨基、霍華德·肖、亞倫·齊格曼等一串閃耀的國外大師的名字，譚盾、葉小綱、陳其鋼、周龍、劉索拉、鄒野、趙麟、王斐南等中國作曲家的心血更被妥帖珍重。

“我們不僅要紀念那些西方的、遠去的大師，更要尊重我們自己的、在世的大師。”餘隆說。北京國際音樂節一向把最溫柔熾熱的目光留給中國音樂家。2002年，第5屆北京國際音樂節，兩場分別以“中國情懷”和“蝶戀花”為主題的葉小綱、陳其鋼專場音樂會上演，濃墨重彩地亮出了“中國概念”的理念，在國內藝術機構中首開先河。那一次，陳其鋼創作的二胡版《逝去的時光》迎來了世界首演，演出落幕後，執棒的餘隆跑到後臺激動地對陳其鋼說，作品實在太驚豔了。而就在4年前，1998年，陳其鋼帶著剛寫完的《逝去的時光》拜訪一位著名指揮，挫敗而歸。“可能我走了之後，他就把那張唱片扔進了垃圾桶。”哪怕近20年過去，陳其鋼依然記得那種刺痛，北京國際音樂節和餘隆給予中國作曲家的信任以及知遇之情，一直讓他感念於心。

此後，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委約體系與“中國概念”結合得越發緊密，搖滾無調性序曲《青春》、歌劇《詠·別》、交響史詩《九歌》、小提琴協奏曲《悲喜同源》、交響舞曲《大聖傳奇》、聲樂及合唱交響曲《獻給2020》、琵琶與大提琴協奏曲《逍遙遊》、沉浸式歌劇《奧菲歐》等大批作品不斷拓展著西方作曲技法與中國文化觀念融合的邊界。其中，2017年，陳其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悲喜同源》世界首演，隨後成為國際音樂大賽的指定曲目。從北京到亞洲再到世界舞臺，“中國聲音”正在持續贏得國際社會的矚目與尊重。

2021年，“00後”指揮家金鬱礦和新古典室內樂團登臺，展現青年力量。 本報記者 方非攝

與觀眾一起拓展更多可能性

2019年，青年作曲家杜韻創作的歌劇《天使之骨》來到北京國際音樂節。《天使之骨》並非觀眾們熟悉的西方大部頭經典歌劇，它聚焦現實問題，在管絃樂中融入電子樂、中世紀復調、格列高利聖詠、獨立搖滾、卡巴萊歌舞等多種元素，演出中時常出現嘈雜而歇斯底里的片段。伴隨著觀眾們或讚許或質疑的激烈討論，歌劇《天使之骨》大放異彩。

在對歌劇的深耕和探討層面，北京國際音樂節早已不是第一次“出格”。如果把音樂節25年的歷史濃縮排一本故事集，歌劇一定是其中最精彩、最值得書寫和回味的篇章——當國內許多觀眾對歌劇的印象仍然止步於《卡門》《藝術家生涯》《茶花女》等最膾炙人口，也最穩妥的幾部作品時，北京國際音樂節已然踏向了更遠的前方。

2005年，規模宏大的瓦格納四聯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全套上演，轟動亞洲，在節目策劃、演出執行、市場運作等多個領域，這版《尼伯龍根的指環》代表北京和中國接受了空前的檢驗。接下來，北京國際音樂節開啟了系統性呈現以瓦格納、理查·施特勞斯為代表的德奧歌劇時代，與柏林德意志歌劇院、薩爾茨堡復活節音樂節、奧地利蒂羅爾歌劇節等機構合作的《唐豪瑟》《玫瑰騎士》《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帕西法爾》《艾萊克特拉》《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島》等相較而言略顯冷門的作品接連上演。

“如果總以普及性和市場認知度考慮去選擇劇目的話，可能國內整整一代樂迷都會錯過像《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島》這樣的名作。”餘隆希望，北京國際音樂節能打破某些層面的舒適圈，與觀眾們一起去開拓更多的可能性。當中國歌劇牆內開花牆外香時，北京國際音樂節率先把它們帶回國內舞臺。從2003年開始，郭文景的《夜宴》《狂人日記》、陳士爭的《霸王別姬》《趙氏孤兒》等在國外頗受好評的作品陸續回家了；向來因先鋒、新銳被敬而遠之的現當代歌劇，也在這裡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深刻地予人震撼和深思……

2022年，餘隆執棒《千里江山》，致敬北京國際音樂節25週年。

為新生力量搭建展示平臺

不久前，中國音樂家協會交響樂團聯盟領銜23支交響樂團聯合委約作曲家趙麟創作的交響音詩《千里江山》在保利劇院奏響，致敬北京國際音樂節創立25週年。“月壑松風”篇章中，著名琵琶演奏家趙聰登場，聲聲撥絃化作深谷中風吹松針的私語，又突變為“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喧囂繚亂，手法可謂出神入化。其實，趙聰與北京國際音樂節的故事開始得更早，1998年，她參加首屆音樂節時，還是正在讀大二的小姑娘。

“北京國際音樂節一直以為新生力量搭建展示平臺為己任。”餘隆說。起用新人固然有相當大的風險，但他始終不能忘記，當年李德倫等老一輩音樂家如何把音樂的星火交到自己手中。在院校、賽事、國際舞臺上，北京國際音樂節一直在尋找那些閃閃發光的年輕靈魂：1998年，尚未畢業的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學生楊洋就接到邀請，與西班牙古典吉他大師恩裡克斯·何塞一起登上首屆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舞臺；2002年，青年鋼琴家郎朗與指揮大師洛林·馬澤爾執棒的紐約愛樂樂團演繹了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5年之後，揚名世界的郎朗與7個樂團共同上演了10首協奏曲作品，為北京國際音樂節10週年獻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禮；林大葉、張昊辰、沈洋、黃屹、景煥……已是古典樂壇中流砥柱的他們，都將北京國際音樂節視為職業生涯的初始階段最耀眼的經歷。

2017年，北京國際音樂節設立“青年音樂家獎”，以制度化的方式激勵青年人才的藝術創造力，號召行業對青年音樂人才給予更多關注。去年，這個獎項被“00後”指揮家金鬱礦和他創立的新古典室內樂團摘得。

25年時光流逝，人會老去，但年輕的精神長存。2018年，“80後”鄒爽接棒餘隆，成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第二任藝術總監。導演出身的鄒爽有著常年在國外求學工作的經歷，在她手中，戲劇、影視、形態各異的場地都可以和音樂碰撞出新的火花，沉浸式體驗則可以把正襟危坐的演出變得觸手可及。“共事的幾年來，我見證她像旋風一樣改變了音樂節的思維。”餘隆驚喜地意識到，“原來音樂還可以是這樣的。”經過多年的積澱與開拓，北京國際音樂節是時候迴應如何讓古典音樂繼續深度破圈、多元跨界的全新訴求，而鄒爽的到來，是時代給予的最好回答。

讓世界聆聽更多中國聲音

入夜，三里屯太古裡華燈輝映，人流如織，是最典型的都市縮影，但推開北區紅館的大門，柳暗花明，別有洞天，目之所及，可以是沉浸式歌劇《小狐狸》裡溫馨的客廳，可以是虛擬現實音樂體驗《捌》裡一名女子的人生圖景，可以是巴洛克音樂劇場《自然頌歌》裡超脫現實與心靈的奇妙異次元……近年來，這個緊湊自由的空間成為了北京國際音樂節先鋒潮流的發源地，在繁華城市的一角，每個滿懷好奇的觀眾都能與音樂不期而遇。

誰說古典音樂只能囿於高雅的劇場或音樂廳？北京國際音樂節率先走出圍牆，2011年，“都市系列”進駐三里屯，古典音樂赫然響起的一瞬，湧動的人潮為之駐足；2012年，鋼琴大師布赫賓德的7場音樂會、歌劇《諾亞的洪水》中國首演等10餘臺演出在三里屯橙色大廳密集登臺，所謂的“嚴肅音樂”與現代城市的新潮商業區碰撞合流。也是在這一年，北京國際音樂節更換了沿用14屆的“華表”視覺形象，啟用以英文縮寫BMF為主體的新LOGO。一時間，爭議不絕於耳，但在音樂節之後的發展規劃中，質疑被逐漸化解——北京國際音樂節當然屬於中國，它同時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鮮活的大眾。當倫敦、紐約等國際都市上演的新銳作品在北京落地，當時尚地標裡響起靜謐優雅的《春江花月夜》和節奏鮮明的東非舞曲，音樂悄然融入並形塑著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現在的我們希望，北京國際音樂節可以一直髮揮先驅作用，把中國變成全世界新一代藝術家的創作工坊，既為國內觀眾帶來新的藝術概念，同時也為古典音樂拓展受眾。”鄒爽說。自創立以來，北京國際音樂節不改初衷，始終在為綿延幾百年的古典音樂尋找貼近當代社會的語彙，這也是整個行業必須直面的課題。過往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足以譜寫一部關於歷史和當下的交響，在新的征程上，北京國際音樂節將繼續為時代創造共鳴，讓世界聆聽更多屬於中國的聲音。北京國際音樂節供圖

專家觀點

以音樂節為載體樹立國家文化形象

張國勇

25年來，無論是行業內還是普通觀眾，一定都可以從所選曲目、所邀請的音樂家中看出來，北京國際音樂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世界一流的運作機制。我認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真正代表了中國音樂事業在當今的水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強大與否，最終一定是文化的較量。

北京國際音樂節這25年，是我們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強大的時期。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北京國際音樂節在音樂上、在文化上為我們國家形象的樹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未來，我認為北京國際音樂節依然承擔著讓更多樂迷和普通百姓瞭解、熟知和介入音樂和藝術的責任。文化和藝術永遠是引領而不是迎合，可以普及但不能低階，所以我衷心希望北京國際音樂節保留自己的傳統，能夠在高品位、高階層面上樹立我們國家的文化形象。在未來的日子裡，我也願意為北京國際音樂節進一步的發展做出微薄的貢獻。（作者系著名指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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