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學澤

端午時節，人們第一想到的是愛國詩人屈原。中學學習《離騷》時，有兩個疑問，一是屈原詩賦裡的助詞“兮”是怎麼來的？第二個疑問，是屈原的詩賦，文詞絢爛，而當時的楚國，相對於中原地區，屬“荒蠻”之地，這裡何以產生文化大家？

第一個疑問後來有了解答，尤其大學裡看了《詩經》之後，知道了這字古時不是偏僻字。關於“兮”字，有不少研究文章，聞一多先生在其論文《怎樣讀九歌》中認為，九歌中的“兮”字可以還原為其、哉、而、夫、然、歟乃至一切的虛詞。還有研究文章認為，“兮”字與音樂有著血緣關係，戰國時期楚地民歌中的兮字在句中起到調節韻、韻律、配合曲調的作用，屈原借用了“兮”字這種功能。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義成寫過一篇《“兮”字探源》，發表於2014年8月20日《光明日報》。文章認為，古詩歌中“兮”字頗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兮”最早出自《詩經》，出現321次，遠高於“矣”。《詩經》中出現最多的地方是“風”，如《魏風》中的《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頌”中“兮”字則較少，由此可以判斷，“兮”與“風”詩跟“小雅”多來自民間而感情外露有關。“兮”字最先出現於開篇《關雎》之後的第二首詩，即《葛覃》，《關雎》被認為是寫周文王后妃太姒與文王愛情的，《關雎》之後的《葛覃》，也被朱熹認為是太姒作品，而太姒的故鄉是關中東部的合陽。有人據此推斷，“兮”被認為是關中方言。

那麼，楚人屈原騷賦中那麼多的“兮”又如何解釋？ 朱熹《詩集傳》解釋是，周族統一中國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洪邁《容齋隨筆》也說，由於周朝的大一統，《詩經》中“兮”字等語助詞，後來就變成了中國詩賦中的通用語助詞。這也就解釋了楚人屈原騷賦中何以有那麼多的“兮”字——因為“兮”字是當年周人推廣而流行的語助詞。

但至於屈原文筆之長的疑問，則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認知。2020年初，記者曾坐車經過屈原投河的汨羅江，念荒涼僻地之彼時，何以有如此綿厚之筆鋒？司馬遷《史記·楚世家》：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楚國長期是“蠻荒”之地，而文化語言的繁育卻需要長時間的積累和沉澱。

今年，山東大學教授江林昌的文章《遠古部族文化融合創新與〈九歌〉的形成》獲得全省社會科學研究最高獎，記者讀後對屈原的文筆之長有了新的感觸。江林昌論證認為，屈原的遠祖溯源的話可能在海岱。商代早中期以前，楚族的起源及早期發展階段則在黃河中下游，且與夷夏兩集團有密切關係。在神話傳說中，楚人的遠祖有兩個：顓頊氏與祝融氏。這兩個遠祖的早期活動範圍主要在海岱與中原地區。《山海經·大荒東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昊是東夷集團的遠祖，活動中心在窮桑，即今曲阜一帶，少昊的陵墓至今在曲阜。後來，東夷集團強大，勢力範圍又向中原發展。顓頊氏族也隨之由海岱地區西遷到中原地區的商丘、濮陽一帶。

《國語·鄭語》所記載的顓頊之後，有祝融八姓。李學勤曾據新出資料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等與傳世文獻互證，得出結論：“推本溯源，（祝融）八姓的原始分佈都是中原及其周圍。”而楚族羋姓正是祝融族八姓之一，而據《離騷》《史記》及清華簡《楚居》等可知，屈原的遠祖與楚王的先祖屬同姓共祖，所謂屈原在《離騷》中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這種說法被司馬遷認可並寫入《史記》。

這就是說，屈原的家學淵源深厚，本身一直屬於貴族階層，有來自海岱和中原夷夏文化的雙重滋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讀書多，只能說具備了語言表達的能力，好的文學作品終歸是主觀世界和現實生活“對撞”後的火花。屈原曾任楚國的三閭大夫、左徒等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三閭大夫的職務範疇為管理王室，掌管宗廟祭祀及負責教育；左徒即左丞相，該官銜主管外交，對內亦可議政。從人生行跡上說，屈原不但在楚國生活，而且到過中原、海岱地區的齊國，比如《九歌》中的《河伯》，江林昌認為是源於夏代中原地區夏部族的祭歌史詩，在中國古代只有黃河叫“河”，這就說明，屈原是到過黃河流域的。文章“窮而後工”，“悲憤出詩人”，屈原屢遭排擠，被流放沅、湘流域，終而造就了屈原色彩瑰麗、感情激越、想象雄奇的辭風。

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對屈原及其《楚辭》評價極高：“在韻言則有屈原起於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我們要明白的是，屈原深厚的文學素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其來有自。

（大眾日報客戶端記者 周學澤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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