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紛爭魂改造在多少級解放

陶淵明是我國魏晉時期的田園詩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是近代史上的美國文明之父，乍一看起來兩人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但仔細檢視兩人的思想和詩歌你會發現，在不同時空和不同文化的兩位作家，對於政治、人生、自然的態度都有著很多相似之處，當然差異也一定是有的。本文就試圖去撥開他們看起來相似之處的文學思想，再找到他們更深層次文化差異所帶來的特殊的文化內涵和現象。

人與自然的嚮往

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作家的創作有時會出現“隱性的遙契”。陶淵明和愛默生都崇尚自然，主張“歸隱”自然，在自然中獲得精神的自由和飛昇。對於自然、農村的熱愛和歌詠是他們詩歌的一大共同點。他們都喜歡居住在大自然中，遠離喧囂的都市。陶淵明歸隱田園，愛默生在遊歷歐洲後定居在他出生的村落，一直到死。他們留下了一系列歌詠自然的作品。

陶淵明棄官歸隱，流連於自然、田園中，被稱為隱逸詩人、自然詩人或者田園詩人。《歸去來兮辭》講述了陶淵明的為官及去職原因，他是因為家貧、種田不能自給才外出做官的，但他的本性喜歡任其自然，勉強不得。

即：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不願心為形役，去意已決，只待等上一年，就離開官場。

不久，妹妹亡故，便去職奔喪。他不愛富貴，只喜歡田園風光，寧願田間勞作，享受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

《歸園田居》系列詩篇反映了詩意的田園生活。他的詩中還多次出現歸鳥意象，這也是他逃離汙濁社會、歸隱田園的象徵。菊對他來說，有特別的意義，由於他，菊幾乎成了高潔人格的象徵。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菊成了他的品格的象徵。而田園是他的詩意的棲息地。陶淵明持“自然”人生觀，他的文學只是“自然”的體現。

愛默生也喜歡田園生活，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鄉村，有自己的土地。他在散文《田園生活的樂趣》中對農民大加讚揚：農民光榮，因為農民是神聖的勞動者，農業勞動是富有創造性的。

他在詩《再見》中告別“傲慢的世界”，“要回家了”，“孤獨地藏匿在那青山懷裡”，這裡有小樹林，綠色的拱門，漫長的白晝，畫眉鳥安定地居住於森林之家，詩人在松樹下漫步，嘲笑高做的狂妄。

這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告別喧囂的外界，迴歸寧靜的田園。他認為鄉村生活優於城市生活：“這些事實可能說明：對有能量的大腦而言，鄉村生活優於人為的密封的城市生活。

愛默生的詩《杜鵑花》中，有海風、沙地、小溪、鳥兒、紫色的花瓣，組成一個美的世界。作為美國超驗主義的倡導者，他主張迴歸自然，接受它的影響，在精神上成為完人。

天人合一與人是萬物的主宰

雖然都崇尚自然，但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也們的認知有明顯的差異。陶淵明的詩中展現的是人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景象，愛默生雖然也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但更強調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的一切都服務於人類。

陶淵明詩中的自然是美好的，人生活在自然中是悠閒、愜意的。

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鳥驕歡新節，冷風送餘善。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陶詩中展現了“天人合一”的景象。

愛默生也極力推崇自然，提出要珍視大自然的資源。但在他看來，自然與人不是平等的，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為人服務。

在他的著名散文《自然》中指出：

當我們遠離上帝時，也同樣地遠離了自然，只要自然學家沒有注意到人和自然之間那種美妙的和諧，科學就不夠人道；人作為世界的主人，不是因為他是最柔順的居民，而是因為他是世界的頭腦和心臟，事無鉅細，他都能從中發現自己的影子。野獸、火、水、石子、玉米都服務於人類。

兩人對待自然的態度差異，與兩人生活在不同時空，有著迥異的地理環境，以及中美不同的經濟政治形態、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心理以及審美理想等有著密切的關係。

陶淵明生活在中國古代魏晉時期，那時的社會還處於農耕文明時期，官場黑暗，等級制度森嚴，戰爭頻繁，農民生活困苦。陶淵明作為一個沒落的貴族，不求聞達於諸侯，只求獲得內心的安寧。他的生活理想是一邊躬耕田園，一邊吟詩賞花，在亂世之中過著詩酒人生。

陶淵明的人與自然交融的詩篇受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強調人詩意地生活在大自然中，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處於內陸，以農耕為主的人們本來就與自然、與大地親密無間，沒有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國的古文化也一直有推崇自然、熱愛自然的悠久傳統。再加上陶淵明本人的性格特點，所有這一切都造成陶淵明的詩中展現了人與自然交融的景象。筆者認為，陶淵明的“自然”不僅指物質上的自然界，也指精神上的自在自由狀態。

生活在19世紀的艾默生，那時候的美國正處於資本主義的上升期，人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質文明，人似乎有能力主宰天地萬物，很容易滋生人是自然的主宰這樣的思想。而人類的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尚不明顯，或者尚沒有被世人意識到，所以還沒有產生生態思想。愛默生的征服自然的思想不僅與美國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有關，更與西方社會普遍的基督教信仰、歷史文化傳統有關。

人與政治

兩人都反抗政治壓力，充滿獨立精神。陶淵明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棄官歸隱，遠離汙濁的政治氛圍，回到大自然中修身養性，保持人格的獨立。愛默生也辭去聖職，到歐洲各國遊歷。他努力試著不加入任何公開的政治運動或團體，並在當時的環境之下強烈要進行個人觀行為的獨立自主，這都反映了他的個人主義立場。他甚至要成為一個只靠自己的人，不需要任何擁護者。但兩人都沒有忘懷政治，都很關心時局，不過一個出世、一個入世而已。

陶淵明把官場視為束縛他自由天性的樊籠，決意遠離官場，放棄仕途，躬耕田園，清貧自守，享受自然之美，天倫之樂。古時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似乎只有出仕才能兼濟天下，才能有所成。但陶淵明並不這樣認為。他肯定隱居的意義，棲居田園有很多娛樂，不出仕未必就沒有成就。

陶淵明一生貧寒，但安貧樂道。不願出仕，只願歸隱田園，遇上天災人禍，莊稼歉收，溫飽都成了問題，晚年甚至乞討為生。

雖然不願為官，但他對政治並沒有完全忘懷。從他的一些關心時局和表達政治理想的詩篇中可以看出。他的烏托邦主義理想體現在他的《桃花源記》一文，這裡沒有戰亂、紛爭，人們不與外界來往，生活過得富足而快樂。文中的漁人一旦離開，就處處做標記，告訴太守，帶人尋找這世外桃源，然而卻再也找不到了。這桃花源之所以再也找不到，是因為它原本就是想象中的彼岸世界，是超然於現實世界的大同社會，是作者不滿現實社會而虛構的理想社會。

愛默生更是沒有忘記政治，他甚至寫了一篇著名的散文《政治》，對政治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如：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法律和紀律給政府的權力也是越小越好。而與政府對權力濫用相反的則是個性的影響和個體的成長。他極力推崇“個性”，認為所有的事物都在導向個性，這是自然的終極目的，甚至說國家的存在是為了培養出智者，個性的產生使國家毫無存在的必要。智者即國家。

出世與入世

雖然兩人都反抗強權政治，渴望獨立，但他們的反抗形式並不一樣。陶淵明是出世的，而愛默生是入世的。這從他們的稱呼上就可見一斑。陶淵明被稱為隱士，是中國陶逸文化的代表；而愛默生是確立美國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美國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稱之為美國文明之父、美國的孔子。

孔子是入世的，愛默生也從來不忘他的社會責任。愛默生曾經擔任過牧師，後來離職，從事了他非常喜歡的演講，他把自己的思想透過演講的方式去影響到其他人。愛默生除開進行詩歌的創作以外，還有大量的散文和個人語錄，還留下很多耳熟能詳的的名言警句。

如大家很熟悉的、但鮮有人知道是愛默生的語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之所以會有出世與入世的差異，是因為兩人有著不同的哲學思想。陶淵明接近老莊的思想，有逃避現實、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而愛默生則是超驗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陶淵明開啟了中國的隱逸文化，多少人效仿他做隱士，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不求聞達，但求精神上的超脫。陶淵明的隱逸有清靜無為、只顧自身心靈寧靜而遠離汙濁官場、逃避社會擔當的嫌疑。而愛默生則是個行動主義者，積極介入社會，挑戰社會，他的超驗主義主張熱愛自然、尊崇個性，號召行動和創造，反對權威和教條。

人生觀

在關於人和人生的看法方面，兩人都認為天地萬物中，“人之獨靈”，人是最靈智的；都主張心靈的自由，個性解放；都更注重精神愉悅而不是物質享受；都厭倦了世俗的趨炎奉迎和為生計而奔波，不願意與汙濁的世俗同流合汙，而回歸田園，潔身自好，保持個性自由，不受擠壓，在自然中陶冶性情，體味人生樂趣。

但兩人也有很大的差別：陶淵明不相信永生，注重現世的享樂；而愛默生相信永恆，認為人具有神性。陶淵明認為人生是短暫的、虛幻的。人生就像閃電一樣飄忽而過，不能長久。人生如同一場幻化，本來即空無實性，最後當復歸於空無。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

但陶淵明對於人生也有獨到而積極的看法。他認為，人生在世沒有根蒂，漂泊如路上的塵土。他深深體味到人生之艱，視世人如兄弟，而不只是同胞兄弟才相親，遇到高興的事就應當作樂，有酒就邀請鄰居共享，珍惜年春，留下“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的名句。飲酒成了他的重要的娛樂方式、生存方式。

他對於人生的態度是“委運”，即順從天運，順從自然變化之理，聽任天運，放浪於大化之中，對生死不喜也不懼。生命該結束便結束，對於死亡不要多慮。

而愛默生認為人具有神性，人神合一。在靈魂的每項行為中，都蘊含著人與神微妙的結合。最樸素的人會因為他對上帝的真誠膜拜，而使自己成為上帝。愛默生認為人可以憑藉智慧拯救靈魂，他推崇個人主義，提倡個性解放，相信個人的無限潛能，每個個體都蘊含著神性，個性就是一個人的全部價值所在。他還倡導自立說，即人對上帝、對社會的獨立。

他提倡自力更生，依靠自己，人的地位、神聖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支援，不需要天賦和外部的力量。愛默生作為清教自由派的革新者，他的目的是要將人從神權束縛和徒具其表的儀式崇拜中解放出來，當他發現在儒家學說中人的地位是與天神所平等的時候，自然非常欣喜的將其當為同道之人。

愛默生對基督教人對神性訴求進行了改造和發展，發展了理性與神性相結合的近代自然理性思想。愛默生自然理性的第一要務是重新強調個人的神性，這個神性與其說來自上帝，不如說是強調人的靈魂自身的神聖性，每個人不僅有本能與慾望，有理性意志，還具有獲取一切知識的手段和能力。

愛默生並沒有否認和懷疑上帝的存在，只是“上帝在我心中”，上帝具有屬人的維度，上帝作為一種美德標準與價值映現於人，為人服務。他主張創新，提升人的地位。每個人不需要各種中介便可以同上帝直接對話，接受上帝的真理。透過直覺，人能夠和上帝直接交流。由於他對美國宗教的世俗化做出的貢獻，他被喻為“美國宗教的先知”。物我兩忘是陶淵明所追求的人生境地，而人神合一，是愛默生所追求的人生境界。

世界觀

人生觀與世界觀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人生觀方面的差異更多地來自於世界觀的不同。陶淵明是個樸素的唯物主義者，認為人“有生必有死”，死去何所道？

而愛默生是個有著堅定的宗教信仰，但押擊教會缺陷的唯心主義者。他的超驗主義是唯心主義，他認為世界不是多方面的力量的產物，而是一個人的意志、一種思想的產物。他強調人與上帝間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他所理想的社會目標是建立一個道德至上甚至完美的自由的社會，儘管帶有烏托邦的理想色彩。超驗主義成為美國人的精神獨立宣言。愛默生文學思想的發展與其宗教革新思想緊密聯絡。

結束語

綜上所述，兩位作家都寫了大量的田園詩，歌詠大自然，抒發人生意趣，在他們各自的時代，成為田園詩的先鋒。他們都遠離官場，但始終沒有忘懷政治。他們都追求詩意的人生，精神的超越。兩人的文風也有相似之處，都很平實。拒絕華麗的辭藻，行文真摯自然。陶淵明的文風清新自然，愛默生的文風也很簡潔。陶詩甚至以口語入詩，但又不失詩味。

對於自然，陶淵明的詩文展現人與自然的融合，人是自然的友人；而愛默生則主張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為人服務。對於政治，陶淵明是棄官歸隱，持出世的態度；而愛默生是積極地透過演講、寫作來議論時政，持入世的態度。對於人與人生，陶淵明認為人是渺小的，人生是虛幻的，本來即空無實性，最後當復歸於空無。而愛默生認為人具有神性，甚至人可以成為上帝一般的存在。在世界觀方面，陶淵明是唯物主義者，而愛默生是唯心主義者。

兩人詩文品格的相似是中西文學之間共通的規律使然，也是愛默生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的結果；而差異是更主要的，造成差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兩人生活的時空差距，以及兩人的歷史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對個人思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