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樂舞分別指什麼

五千年深厚、悠久、輝煌的中國音樂與文化，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中國音樂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夢想和追求

我們的祖先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中創造了原始音樂，原始社會的音樂形態以詩、歌、舞三位一體為藝術表現形式，音樂的內容大多與生產及大自然鬥爭有關，也有許多同宗教祭祀有關，它們都是為氏族集體的勞動實踐服務。關於狩獵活動的樂舞有《彈歌》等，關於畜牧和種植的樂舞有《載民》、《逐草木》、《奮五穀》等，關於宗教的樂舞有頌揚創業帝王文德或奇功的五帝時期的《雲門》、《咸池》、《大韶》和夏代的《大夏》等。雖然原始的樂舞音樂曲調簡單，節奏佔最主要的因素，但原始初民運用想象力與圖騰敬拜等獨特的宗教思維方式，在充滿熱烈與宣洩氣氛的樂舞活動中，獲取了超越現實嚴酷生存環境的一種愉快之至的精神滿足，從而保障了生存與發展的主動性。當時已出現的樂器有鼉鼓、骨哨、骨笛、陶壎、磬、陶鍾等，其中距今8000年左右出現的骨笛是一種具有純粹音樂意義的管樂器，可吹出七聲音列。遠古時期已初步建立了音階觀念。

公元前二十世紀，中國進入了奴隸社會，音樂也開始有了階級的烙印。夏以後的商（約公元前17～前11世紀）、西周（約公元前11世紀～前770年），是青銅文化的鼎盛時期，樂器水平獲得了提高，品種更趨多樣，有磬、鼓、鍾、鐃、篪、蕭、笙、竽、琴、瑟、築、箏等。

商朝起，音樂已具有初步的專業化，出現了有較高知識的巫，巫既能歌善舞，又能治病，巫成為代表當時奴隸主階級利益又精通音樂與舞蹈藝術活動的領導者。商代創編了歌頌統治者的《大濩》樂舞。

周朝的音樂有了等級化的特點，樂隊的編制有天子四面、諸侯三面、卿和士大夫兩面及士一面的人數規定。這些都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禮樂制度。西周的宮廷音樂已有六代之樂及雅樂、頌樂、房中樂等。而民間音樂也很興盛，有“鄭衛之音”，從《詩經》所收集的十五國風中來看，可以大體看到當時的民歌是非常豐富多彩的。《詩經》存詩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指十五國的民歌，“雅”主要是指貴族文人的作品，“頌”是祭祀宗廟樂舞中的歌曲。從《詩經》的結構來推測當時歌曲的形式，基本上以分節歌為主導，其它結構形式也很多樣，《詩經》中的很多作品都表達了人民真摯的、健康的感情和追求幸福的願望。

【民歌】是民間口頭傳唱的歌曲，群體智慧的結晶，與一般的創作歌曲相對稱。中國民歌按其體裁形式大致可分三大類：號子、山歌、小調。民歌與曲藝、歌舞、戲曲、器樂構成了中國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的五大型別。在歐洲、美洲各國，民歌這一概念，亦包括作曲家模仿民歌風格進行創作、或依據民歌曲調改編的歌曲，但在中國，一般不採用這種廣義的民歌概念；民歌是血脈之音、永恆的音調，不僅真實地表達人民的思想與感情、意志與願望、歡樂與憂愁，同時起到傳播知識、祈求幸福和美化生活的作用，並凝結了鮮明的民族風格、地域色彩和濃郁的鄉土氣息；一般平原地區的民歌婉轉流暢，山地民歌比較高亢，草原民歌則音調悠長，氣息寬廣。

【號子】是在緊張而沉重的勞動中用以吆喝吶喊、一領眾合、前呼後應的形式演唱的民歌。兼有振作精神、調節勞力、統一節奏、協調動作的實用功能和反應意識、追求審美、抒發感情、唱古表今的表現功能，節奏鮮明、結構對稱，如陝北民歌《黃河船伕曲》等。一般按其所屬的勞動性質分為船漁號子、工程號子、搬運號子、農事號子、作坊號子五大類。其歌詞多為即興式的，音樂風格與當時的勞動情形直接對應。以川江的船漁號子為例，其《平水號子》的旋律悠揚動聽，是當船航行於平靜的江面上唱的，；《見灘號子》的節奏堅定有力而充滿自信，是在發現險情而準備投入緊張的戰鬥時唱的，；《下灘號子》的旋律舒暢而富歌唱性，是在下灘行船較從容省力時唱的。

【山歌】是在山間野外抒發歌唱者多樣而複雜的心靈感受的一種民歌。其腔調自由、舒暢、悠揚，具有“耕作或舟行之勞，多作謳歌自遣”的社會功能，如青海民歌《上去高山望平川》、四川民歌《太陽出來喜洋洋》、雲南民歌《小河淌水》等。除一般的山歌外，平川的田歌、秧歌，草原的牧歌，水鄉的漁歌等都屬於山歌的範疇。各地山歌名稱不一，陝北稱“信天游”，山西叫“山曲”，內蒙古名之“爬山調”，西北為“花兒”，四川叫“晨歌”，湖北稱“趕五句”，安徽稱“趕慢牛”、“掙頸紅”等；山歌通常是以獨唱和對唱的方式來演唱的，其題材非常廣泛，歌詞即興性強，隨編隨唱；若在勞動中或休閒時唱山歌自娛，既能解脫疲勞、心靈的苦惱和精神的寂寞，又可暢抒身在曠野接受大自然環境薰陶的開闊胸懷和表達深藏於內心的戀情及意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