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新公佈文物影像中，有三件與王國維有關的藏品：一枚壽山石“王國維”印章，款作“叔通屬心龕刻贈靜安先生鑑家清賞”，應是陳叔通請童大年為王觀堂所作，惜無印面圖片，不能確定是否即常見的“王”字朱文、“國維”白文一印？其次是王國維行書自作《冬夜讀〈山海經〉感賦》詩條幅，署款“明久先生教正。乙丑正月，國維錄舊作”，並鈐“靜安”白文方印、“王國維”朱白文方印。乙丑為民國十四年（1925），明久很可能是宣統十五年（1923）三月初一日奉諭旨，與王國維、楊鍾羲、溫肅一起在南房行走的景方昶。第三件是一柄成扇（文物號00056402），兩面均是書法，分別由羅振玉篆書、王國維行書書寫，從上款“叔平”看，這是羅、王二人書贈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馬衡（字叔平）者。

王國維、馬衡二人的交往，最直接的材料是2017年由馬思猛整理的《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全書收錄了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與魯迅博物館藏兩人往還信札，共計87通。關於書扇一事，恰好《往來書信》中存有零星記錄，至少可以證明馬衡曾不止一次向王觀堂、羅雪堂求書扇面。如民國十一年壬戌六月廿五日（1922。8。17），馬衡致王國維一札最後提及：

張廣建藏秦敦，先生想已見過拓片，器底尚有刻款一行，現已剔出，計十字，曰“西□器一斗十升八奉敦”。茲寄呈墨本一分，乞察收。另，寄扇面一幀，即請先生將此敦跋文書於其上，一面當求叔蘊先生摹寫敦文也。

據此可知，馬衡曾對扇面上要寫的內容，提出自己的想法：一面請羅振玉摹寫秦敦銘文，一面請王國維寫一段秦敦跋文。秦敦即秦公敦，原器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同年七月初二日王國維回信中說道“秦公敦拓本拜嘉，向聞此敦出於甘肅，頗疑此乃德公徙雍以後之器，何以出於隴右？頗不以估人之言為信”云云，信末言“《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奉寄。扇面收到，寫就後當同寄上”。約一月之後，八月初七日馬衡回信說“尊著《五代監本考》及賜書扇面均拜領”，足證王國維已照馬衡要求將扇面寫就。而此次故宮博物院公佈的扇面，王國維所寫內容卻是羅振玉藏魚鼎匕銘跋，分為兩部分，先摹銘文，次加考釋。署款作“漫書所見，祈叔平先生教之。癸亥六月中浣，觀堂王國維書於京師履道坊側寓廬”，按癸亥為民國十二年（1923），從時間和內容來看，均與民國十一年馬衡所求不合，當非同一扇面。

雪堂藏魚鼎匕（上圖）現存遼寧省博物院，王國維跋文收錄於民國十九年（1930）羅振常蟫隱廬石印本《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一第十一頁。茲取扇上王國維所書魚鼎匕銘跋文與印本相比較，發現釋出匕銘字數較前為多，考訂內容則大略相同，惟扇面上最後多一句：

銘中“下”字作“下”，與今隸全同。此器形制、文字尚是戰國以前物，而“下”字已如此作，蓋欲與一二之“二”字相別也。

這張扇面，可能是民國十二年（1923）夏初，馬衡依去年舊例向王國維、羅振玉求取。雖然在《王國維與馬衡往來書信》沒看到求書扇的記錄，但卻找到了王國維寄還的記錄，即本年六月十三日（1923。7。26）函雲：

昨晤幼漁兄，知大駕已起床，至為快慰。介紹畢君書，書就奉上，又尊扇並呈，請察收。周氏《皋陶謨》殘石拓本二，系雪堂屬交者，其一贈兄，一贈森玉也。

從日期上看，與“癸亥六月中浣”相合，故推測信中附呈之“尊扇”，就是故宮博物院新公佈那一柄，惟圖片僅有王國維行書一面，背面羅振玉篆書內容待查。另外，正式收入《觀堂集林》卷十八的《秦公敦跋》一文，末注寫定時間為“癸亥八月”，然則1922年夏王國維以秦公敦跋文書扇贈馬衡時，其文尚非定稿，與1923年以羅鼎匕跋未定稿書扇贈馬衡，如出一轍。

作者：申 聞

編輯：安 迪、錢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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