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岡文化如何傳承

雲岡石窟開鑿於公元5世紀中葉。那時雄心勃勃的北魏王朝，不僅要以豐功偉績彰顯當代，而且還要流芳百世，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痕跡。可是，那時沒有照相機，也沒有紙張可以印書，怎麼辦呢？一是在石頭上刻字作畫，二是在石頭上鑿畫造像，三是在墓室裡留藏石畫石像。雲岡石窟以及東面不遠處發掘的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石雕棺床等文物，便是北魏王朝在這方面的佐證。

從雲岡石窟現存綿延1公里的254個窟龕59000餘尊造像中，我們可以看到保留至今豐富生動的1600多年前中外不同文化融合的印痕。《魏書》上曾記載了當時中亞、西亞、西域46個國家共109次的朝貢記錄，除了來自各國的外交使節外，還有包括官僚、姻親、商人、僧侶以及工匠、伎樂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區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闐、龜茲、疏勒、鄯善等國諸民族，也有中亞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亞的波斯人、南亞天竺諸國人等。而石窟群裡佛教以及建築、服飾、裝飾紋樣、音樂舞蹈等多題材的梵相雕刻，所包含的印度、波斯乃至希臘藝術因素，正好印證了古老的中華文化與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古希臘文化和古羅馬文化的交融。另外，1965年和2000年大同御河之東的雁北師院出土的北魏平城時期的胡俑，許是當時來自異域高僧、商人或工匠的寫真。

佛教題材方面，雲岡石窟第16-1窟西壁上雕刻著頭戴尖圓氈帽、身著對襟長衫、腰繫帶的梵相十足的五位供養人，應該是一隊來往於西域和平城之間的胡商。推測他們因信奉佛教而來，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雲岡石窟的開鑿。不然，為什麼給他們塑像？再看雲岡石窟第18窟中東壁那一尊高額深目、眉端捲曲、鼻樑高挺的獨立梵相弟子塑像，或許就是當時來自異域僧人或西域開窟工匠的寫真。還有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東側的獨立婆娑仙和第6窟的胡僧，都是異域相貌。

從建築藝術上看，雲岡石窟雕刻中有大量西方建築元素。如第9、10窟（雙窟）前殿呈八角形的露明通頂石柱，柱面上刻著十層千佛像，柱下須彌座置於柱礎上，柱礎為大象或雄獅承馱，柱身外面雕刻及柱礎部分雖己風化殆盡，但從既往留下資料中可看到其表現的建築元素，既有歐洲艾奧尼柱頭，也有中式的人字拱，反映了東西方結合的雲岡藝術特點。第39窟居洞窟中央的五層方塔是中心塔柱式塔廟窟，為雲岡石窟典型窟形之一，其塔柱高6米，上雕瓦壠，簷下為一升三鬥與人字栱，每層四面都開龕造像，這是中國傳統的木構廟堂建築與印度“支提式”石窟相融合的產物，溯其源則是在漢代重樓頂端嫁接了印度窣堵坡而創生的，因而也再現了中國早期木構佛塔的形象。再如第5窟後室南壁上層西側大象馱閣樓式五級方塔上風情獨特的浮屠，塔基為須彌座，其塔剎具相輪塔，層層出簷，每層開龕，龕內雕禪定坐佛。還有第9、10窟（前後室雙窟）內外的兩組廊柱，都是中西合璧式建築。

裝飾紋樣方面，在魏晉以前，中國的裝飾花紋以夔龍紋、饕餮紋等動物紋飾為主。而云岡石窟中的裝飾紋樣，多數為佛教東傳和透過商旅交通途徑由異域傳入的植物紋樣。這種裝飾花紋甚至延續傳承至唐宋及以後。如雲岡石窟第9窟波狀和環狀忍冬紋飾、第18窟東壁脅侍菩薩花冠之聯珠紋、第20窟主佛僧祗支上的聯珠紋等，均可與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石雕棺床上的忍冬紋、1986年在大同湖東北魏1號墓出土的漆棺畫上的圓形聯珠紋和北魏丹陽王墓磚上聯珠紋等相媲美。

在音樂舞蹈藝術方面，由於拓跋鮮卑族在統一北方的征戰中，崇尚樂舞，所以很注重蒐集各地各族的樂舞及其樂伎。加之佛教東漸，龜茲樂、疏勒樂、安國樂、悅般樂等西域胡戎樂在中原大量傳入，從而出現了中原傳統樂舞、鮮卑本族樂舞、西域樂舞、西涼樂舞及高麗樂舞薈萃平城的繁榮景象。雲岡石窟中雕刻的樂器，便有氣鳴樂器、弦鳴樂器、膜鳴樂器等種類。這其中，既有漢魏舊樂琴、箏、笙之類，也有龜茲篳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彈指、抃、吹指等。在被稱為“音樂窟”的雲岡石窟第12窟，現存雕刻樂器10幾種，共計47件，可謂雲岡石窟中期樂舞雕刻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見，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時代，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時期。該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各項成果，不僅為隨後的北朝各個時期所繼承，而且成為隋唐文化最主要的源頭之一。

作者 / 李生明

編輯 / 付 潔

編審 / 王雁翔